黄翔文集：流亡游戏—— 质疑所谓“反对派”并对“异议者”持异议

流亡游戏—— 质疑所谓“反对派”并对“异议者”持异议

   上世纪世界上出现一种症状，那是世纪“流亡症”。这种症状最初始发于前苏联斯大林、甚至列宁时代，那时候，曾出现过几个引起世界普遍注目的流亡者，我说的是作家。其中最早、知名度最大的也许是白俄流亡者、前苏联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此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令人折服的俄罗斯文学天才。这种体制性“症状”上世纪下半叶前后漫延至中国，却已从一种政治性病症转换成了一场人生“㳺戏”。这些以“流亡”梦幻戏耍人生者，主要是一些官方或准官方“诗人”和“作家”。随着这些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以追寻并实现“流亡梦”，据说现在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已形成了“世界性的流亡高潮”，包括“中国流亡文学”的高潮。这种势头已足以取代和超越前苏联的“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学”的历史现象。“流亡”不再是一种有待人类社会排除的悲剧性的历史“病毒”，而成了务实的中国人“以虚求实”的一种戏耍，也成了畸形的历史条件下为这些人提供的一种时髦玩具。玩这种“流亡㳺戏”的人并不嬉皮，而是一脸正儿八经、非常严肃，但却并不是那些真正饱经磨难、历经铁窗痛苦生涯的人；而是另一部分人，包括在专制体制下一天监狱也没有真格蹲过的人。这类人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过去在极权体制的夹缝中安身立命、为官方意识形态所容忍、甚至黄袍加身、大红大紫；现在身处西方自由世界仍然浑身镀金、刺人眼目，俨然成了一代专制反叛者中的精神领班和明亮的星辰。其实，他们在灵魂深处却是与那个邪恶体制及其“主义”互为默契者，甚至至今也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信仰的初衷。就这些人与那个社会相互的关系而言，诚如旅居法国的安琪女士早就犀利洞察并尖锐指出的，他们只是共产党“钦定的反对派”，国内国外、上世纪和本世纪永远的“名人”。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社会现实和整个人生，他们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视野远不及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底层者，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极为狭隘、局限、就精神层面来讲甚至是贫乏的，更谈不上有任何意义的精神意识的超越和创造性。这种状况至今未有谁去探明究竟、去伪存真并引起质疑，而是约定俗成地为东西方社会所认可、并被许多人随声附和，包括某些 “中国问题”的皮毛“研究者”，其中不乏西方的所谓“中国通”。
   这些以“流亡”名义戏耍人生者，虽然一度是甚至始终是为中国大陆官方容纳的受惠者，同时又名正言顺地在流亡西方的异议者中榜上有名，并且代表着那些遭受极权体制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体制受害者群体、特别是作家的漂流群体。这些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虚妄感，他们似乎总是以为，他们以前在大陆极权体制下有过什么地位、受过什么嘉奖，他们今天在海外自由世界就必然代表着什么。这些人仿佛天生贵气，他们总是“代表”着，从作家组织到人权组织乃至公众舆论阵地。他们在中国大陆和西方世界两面光滑，在大陆、台湾、香港三面吃香。他们城府很深、随机应变、极善游戏人生，却缺少一个作家、艺术家天然的本真和纯粹。他们一边在西方世界扮演“逃亡者”的角色，一边继续与极权体制暗通款曲，既可以继续出版他们的“逃亡”西方的作品，甚至还可以获得来自官方的奖励。西方世界包括单纯的美国人根本摸不透这类涂上油彩的卵蛋的精神品性，竟长期把这些文化“政客”真当一码子事，视为代表中国自由文学的座上宾。任何时候都总有他们一个头衔，总有他们一顶乌纱帽，总有他们一个什么位置。这些来自官方现在仍带有“准官方”色彩的人，有一个总体特征，那就是喜欢往脸上贴一个受难色彩极浓的标签：“政治流亡”；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体现他们的身价和份量，也不足以把自己同别的流亡者和普通海外华人区别开来。总喜欢戴一顶自制的虚幻理念套子，比如说所谓社会“担当”、“道义”之类，一古脑儿把自己套在里面，将自己自视为政治标本，自觉扮演类似大陆愚民政治中的“政冶雷锋”或“政治焦裕禄”的角色，实质上是囿于传统政治观念的现代社会的“套中人”。他们摆脱不了以往专制社会“政治教育”的烙印，走不出虚幻而抽象的“群体观念”的绝对制约的阴影，以套己套人的世俗观念“套子”尺度和衡量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凡不符合此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者，皆非我族类，一概予以排斥。若见谁以“高蹈自由”或“遗世独立”姿态面对人生，这些套人竟会惊呼：“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活法”？就是说，你怎么会这样，如此孤绝离群，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我们大家不一样？换言之，人人都在一个模子套子里边，你怎么能离开套式和模子？所以，对于这些人，“流亡”也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观念模式。首先，他们依此模式思维“套”出他们是“流亡者”；进而他们再“套”，定位自己为“流亡者代表”。想想，一个人已置身“流亡”状态，他们也还不忘“代表”着什么，好象他们在那个极权体制下，真有什么异乎常人的特殊遭遇、饱受过什么迫害和蹂躏似的？！他们又始终自诩是社会公众道义的担当者，好象非要由他们为现代社会群体担当些什么、没有他们的道义性担当，人们就不知何为生命存在的价值、特别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也不知何为自由、何为维护生命的自由而自觉抗争和反叛？！而他们的所谓“担当”其实就是自己为一个体制所唾弃，却始终抱住那个体制的大腿，不愿唾弃那个体制，并且仍然还在继续奉行那个邪恶的“主义”和信仰那个邪恶的执政党。对于“党”，他们从来同所有的愚众一样愚信愚忠，却自视为党的“忠臣”以区别于“奸臣”，而且从过去到现在，他们都是一腔赤诚、一以贯之的党的忠诚卫士。不同于一般普通“无恼族” 党员，他们是执政党体制内清醒的批评者，个别人甚至表现出以死谏言的个人人格和对党的赤心，但批评的锋芒所及，仅揭示一般社会表象，却从未触及社会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邪恶性质。他们因为性格的秉直，在一定程度上拒绝谎言；他们因“忠诚”的谏言而受封戴上“反对派”的桂冠，但却从来不是极权体制的“叛徒”，不是它的怀疑者、反叛者和挑战者。而正是这些人，竟因此被一个平庸社会愚昧地奉为“社会的中坚”、“时代的头脑”、“中国的良心”，“公众的灵魂”，而他们也坦然接受这种廉价馈赠而缺少自我审视和自知之明！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举世公认”的“中坚”、“头脑”、“良心”、“灵魂”？公正地说，他们只是党国的忠良，一党专政条件下共产党内个别“共产党员”的良心发现，却代表不了性质有别于党也决不等同于“党”的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这就是时间和历史对他们准确的精神定性和定位！从时代和整个民族的角度看他们，他们只是一些正宗“共产党”或“准共产党”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至今未同那个体制公开决裂，也未敢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宣布退出共产党。他们的思维框架、思想和精神创造所抵达的范围和层次为一“党”所制约，也为自身思想和精神生命容量所限定。如果以严格的高标准来衡量其个人作为，实质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都不免双重局限乃至贫乏，远不足以达到时代精神象征的高度！所以，他们只能是或仅仅是共产党钦定的党内“反对派”，决不是极权制度的精神叛逆，更不是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思想者”！如果竟视他们的思想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那就只能是这个时代和同时代人的整体悲哀！
   这些思想、信仰、精神理念从未脱俗也不脱“套”的人，他们对“自由”、特别是“个体生命自由”的体认，也没有跳出过去体制性观念的窠臼，他们只习惯于理解和接受形而上的抽象意义的“群体自由”，而漠视数十年来被“群体观念”消解和取而代之的个体生命自由。他们自己蒙头盖脸地自缚和自虐于虚伪理念的模式，却把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视为衡量这个世界和所有人思想行为准则的唯一的标准和尺度！来自韶山冲的那个毛式偶象早在觉醒者心中倒塌之后，他们天生的奴性膜拜习俗和心性不变、乃至“偶象欲”不死。旧的偶象倒了，新的偶象重塑。仿佛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哪怕“万众欢腾”的“红太阳”陨落了，也总得弄个木头或金属疙瘩的“偶象”什么的抱在怀里玩儿，或一跪三拜当真。树偶象者、受封偶象者和凑热闹者无一人清醒：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还要这么些偶象、这么多偶象干什么？特别是执著信奉那个“主义”和那个执政党者，我们尊重一个人的高龄和个人人格，但不因此我们就要在广阔的人生理念上将其视为楷模，并对一种显然带有时代和历史局限的政治、文化现象作精神仰视？！这些没有摆脱极权社会阴影的套中人和偶象迷，自己不知自由为何物、自己不具备现代精神品性，也不理解何为生命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而生命的自由首先是个人的自由，包括个人不匍匐于任何意义上的“偶象崇拜”的精神独立的自由！自由不是纯属理念的抽象，而是生命的切身感受。你们懂得一个人身体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吗，你们！毛泽东的政治神坛拆了，你们又立个文化新庙，找不到人、找不到地方烧香、叩头了吗？仅从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象征意义来说，你们推出的“金属疙瘩”对世人和对现代世界有多大的人文价值？你们所树的“个人头象”有那么高的精神含金量吗？是否要每一个流亡海外者都追随你们认定的“流亡代表”的思想足迹，去重新寻找马克思主义、重新寻找共产党并回到党的怀抱？所有体制受害者和追寻生命自由的人，所有饱受阶级路线、阶级歧视和阶级压迫之苦之害的死者和幸存者，能认同和接受这个事实吗？！这不是纯属个人感情问题，也不是纯属个人信仰选择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包括海外的中国文学如何体现“自由精神”的性质、容量和内涵的问题。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并且质疑：在毛泽东极权体制下，除了做顺民和对那个体制的依附，你们在干什么和干了些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面对毛泽东的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你们除了“山呼万岁”、在“红海洋”中浮沉，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是否有过思想的挑战还是质疑？你们不是“万寿无疆”的口号比谁都喊得早、喊得响、喊得凶、不仅是“红海洋”中的激浪，而且是“红太阳”的“红卫兵”吗？！是否时至今日还要在官方钦定的“反对派”中推出个“牛泽西”、“马泽南”、“羊泽北”什么的，再次成为他们的“党卫队” 不成？！过去你们追逐荒诞的“红海洋”，今天你们又推出虚幻的“流亡潮”，任何时候你们都热衷于在“风平浪静”无风险之忧中当无潮的“弄潮儿”，哪来的什么“流亡文学”潮，有这个虚而幻之的“潮”吗？海外自由文学状态多元纷呈，并非所有流亡者的作品都以“流亡”的特殊符号为标志；而且就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精神的创造和探索，实质上是件非常孤寂而独立的事情，不需要群起而哄之，也不需要拉帮结伙、占山为王，重演一次现代的“梁山聚义”和论资排辈。谁若习惯于炒作、总想蓄意推举谁为“流亡之王”、戴上特制的“流亡桂冠”，其实是件很别扭的事。一个个人人格本备受敬重的人，自己也会很无奈，并有损于自身应有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对于一个自己对自己诚实的人，严格自我审视一生的“文学作品”及其成果的人，只会自我感到某种程度的于心不安。就此问题，我曾广为与人电话交谈，以为自由写作群体中，新闻报道、时事议论与文学创作有别，作家和记者类写作的主体特征应加以区分，不应将两者的性质混为一谈。我以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并应成为共识，有利于澄清社会对某些文化现象和个别人物的长期误导。据我所知，如安琪等人表示将就此写出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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