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对不可的是“孤独”。是大量以“孤”开头的形容词：孤独、孤单、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怜吗？）、孤立无援、孤形吊影、孤掌难鸣、孤家寡人（假如你“不幸”单身、没有家庭）、孤陋寡闻（那时还不是网络时代）、孤魂野鬼（在外语的大原野）……它们变成了代替你的名词，甚至成为如影随形的动词。你还不能被这“大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没了，母语丢了，又没有真在这“大原野”上疾走）。在这“大原野”上，你还必须有些“孤高自许”（动词意义上，甚至阿Q意义上的）。你要孤注一掷，向内，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视若无睹，即使“鼻青脸肿”，也要试着，在这外语的大原野上飞翔。

一．
 
问：你如何命名或定义1989后中国的流亡文学、流亡作家？何谓中国流亡文学的精神和流亡美学？
答：确切的称谓应是：流亡的中国文学和流亡的中国作家。
（另一个声音告诉我：虚望啊，大得让人生畏的虚望。）
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发生了因残酷的武力杀戳导致的民众死亡和随之的全国性政治清洗，部份的中国作家、知识份子滞留或逃往海外，在欧美、日夲定居或漂泊。在这一特定的政治和时空背景下，产生了带有流亡色彩的文学作品和作家群。流亡的中国文学也包括身居祖国、文学作品却祇能在地下流传或国外发表或出版的作家作品。直接在这一背景下的作家、文学知识份子，介于20至30位之间。而在此一背景下受到影响的在欧美、日夲的（中国、台湾、香港）学者、科学工作者、艺术家、留学生及新移民，人数应逾数十万，其中包括了更多的作家、知识份子。
数字，代表着流亡文学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必需的文化和精神氛围。故，我曾将1989年后流亡的中国作家和流亡的中国文学称之为20世纪最后一波流亡作家潮和流亡文学现象。
然而，无可回避的是，许多流亡作家因为背井离乡、丧失母语环境、语言不通、稻粮谋、转入其它文化艺术等领域，以及投入政治反对运动，或全心转向对祖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现状的分析批判，而渐失了文学上的原创力。
逾15年来，流亡的中国文学没有形成辉煌的群体，也未能产生足够数量的伟大文学作品。近10年来，很多文人、作家中止了流离失所或异域乏味暗淡的移民生涯，回到中国，甚至被吸纳到商业浪潮或大学的教授体制内。这也无可厚非，如果回得去，回“家”或者“探亲”难道有错吗？他们绝不是1950年代带着可爱（可怕）的天真或浪漫情怀回去拥抱社会主义祖国的那一代人。他们带着无比复杂、已不可能被再驯化的头脑和完全异质化的经历回去，他们和那个更大的他们油水交汇，异化和被异化。或许，再激荡出归来后的新作品。 
流亡文学的精神和流亡的美学是在20世纪流亡文学的历史和传统中渐渐确立和产生的。它包括从祖国及民族历史、个人的历史中沉淀出来的记忆和反省，这一切，因异域的流亡经验，深化，获得新的视野，经由文学呈现。
然而，丧失就是丧失，就是现实。除非你的作品被尽快译成其他语言出版（包括用繁体字出版），至少，在侨民社区得以用母语出版（会有人读吗？）。祖国，即使让人魂牵梦系，仍将抽象成为流亡文学和流亡作家的存在背景，让位于语言/母语，让位于回忆，那构成流亡文学存在的唯二依讬。
（多沉重的阐述！）
流亡并非一无是处，它给予全新的视野。记得有着流亡经历的伟大知识份子萨依德（Edward W. Said）描述过，流亡赋予流亡作家用双重的视角（Double perspectives）看待世事和过去。眼前的情景和母国的情景、新的观念和经历对照着以往的观念和经历，它们并置并撞击，产生新的、难以预测的思想和作品。
流亡的现实：最好的现实（唐吉诃德式的现实）是——最终（何时是最终？），一个流亡作家成为国际文学共和国中当之无愧的一员，一位真正战胜了语言和文字障碍的世界公民。
流亡的美学（詹姆斯.乔依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痛定思痛，置死地而后生。这，是我的流亡美学。

问：诗人孟浪在《必要的丧失——1989后的中国流亡文学》一文中说：“1996年以后流亡文学的形态和阵营由于相互之间的某种陌生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开始直接面对来自中国体制内或‘游刃’于体制内外的中国大陆作家。”
答：孟浪所说的情形，确实如此。
人类的天性如此。
流亡作家之间，流亡文学、流亡作家和政治、反对运动、母国国内文学市场及文学环境，甚至和国内作家、知识界的分化状况，均有着复杂纠缠的关系。这不是特例，二十世纪历史中的纳粹时代、法国贝当时期、西班牙佛朗哥统治时代、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时代、拉丁美洲各国的军人独裁时期、（纳丁.戈迪默*向我描述的）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索因卡**和我谈到的）尼日利亚军政府独裁时期，乃至今天古巴、越南、缅甸、伊拉克、伊朗的流亡作家及流亡文学历史，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局面。

问：最近诗人黄翔在《流亡游戏——质疑所谓“反对派”并对“异议者”持异议》一文中严正痛斥“以流亡的名义戏耍人生者，游刃于海内外，吃尽东西方的好处，称之为‘文化政客’……”说流亡者中有真流亡者和准流亡者或真“流亡者”，假“流亡者”。
答：我无法臆测黄翔在文中反覆剖析并予以抨击的以上各类“反对派”人物和“异议者”确切指谁？但从他此文发表的时间点（当时在美国的中国流亡者正在为一位高寿却身患癌症的政治流亡者举办祝寿活动），我大概知道他此文写作的直接所指。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文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中一些从官方到反对运动都习以为常的一些现象和积习的审视和批判，不仅尖锐，而且重要。黄翔触动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和一段敏感的历史，接下来，需要其他思考者和他一起，在这一命题上继续予以细致的梳理及更多的阐述，包括人物举例。当然，这需要一些勇气，不是大到视死如归的勇气，而是不怕犯“众怒”、直面自身历史的寻常勇气。
但是，我不认为流亡中一定还要区分出“真流亡”和“假流亡”，流亡就是流亡，假的就不是流亡。每个流亡者的流亡背景、流亡原因和流亡理由不会相同，流亡者中每个人的信仰、政治见解、政治立场、也必有不同。甚至，流亡者对流亡的态度也有差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吗？不是，它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和权势者集团。现在的中国政府是马克思主义者政府吗？也不是，它是一个由既得利益者和权势者集团中的实用主义者和技术官僚组成的专制政府），或一位曾在官方文坛红极一时的作家，并不必然就不被“礼送”出境或不选择流亡。祇要你在特定的时刻或因特别的原因不被党、政府、以及所属的政权机器所容忍，祇要你惹了它或公开表示了重大的异议，祇要你被拒绝入境祖国、祇要你被要求接受某些“条件”才能回到祖国，甚至，仅仅因为恐惧，或对自由的向往， 你都可能被迫流亡或选择自我流亡 。
是的，“流亡”是个有着无限包容量的庞大概念，并已被世人滥用。是的，流亡不是儿戏、也不是少数获益者擅用的游戏。流亡首先是一种不幸的境遇，如不予以转化，甚至可以摧毁人的精神，使其丧志。
是的，上一世纪末的中国流亡者中，主动的、想方设法要离开中国的人是绝大多数，祇有极少数人是被迫流亡或被政府遣送出境的。除了作家的流亡，政治流亡者构成了中国“流亡者”中的主体。流亡者对自身的反省，对“流亡”夲身的质疑，在这一命题和这一现象下所发展出来的思考，将极大丰富人们对流亡中的历史事件和流亡中人复杂性格的认知。
我愿意和黄翔进行更细致的探讨，也期待着黄翔给予更多的阐述。

二．

问：记得1989年“六四”以后，你们准备酝酿成立“中国流亡作家联盟”，并且创办刊名为《流亡》的流亡文学杂志，为什么后来改名《倾向》？《你在《倾向》停刊后所倡导和发起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是否具有”“流亡作家笔会”性质？
答：1989年“六四”之后，确实有一位在美国的中国诗人菲野曾在三藩市酝酿并公告成立中国流亡作家联盟，但成立的过程匆忙。在那一时刻，他曾请我帮助联络一些刚刚离开中国，或滞留欧美的中国诗人、作家共襄此举。那时，我代他问了一些诗人、作家，有人电话应允、有人后又否认，甚至怀疑企图。
文人的天性如此。
重要的是，过于粗糙，应允的没有签名手迹或录音，有些人没有被问到，名字也上去了，没有充分的沟通和协商，缺乏了最基夲的团体中民主要素。
最终，中国流亡作家联盟消失了。我曾在《笔会诞生始末》一文中写到：“1989年底，曾有旅美诗人菲野筹划过‘中国流亡作家联盟’，想把以上不同历史背景的作家以流亡作为共同点聚合在一起。但由于过程的匆忙、粗糙乃至多疑和私心，此一努力失败了。为此，还造成了部分作家长久互不往来的结果。”
然而，它虽失败，但在那样一个时刻，它的出现和宣告有它的时空和历史召唤，在那时的世人心目中，应是宣告，是中国作家在流亡中应有的联合，也是部份走上不归之途的中国作家发出的良知声音。
当然，那随着“六四”而来的流亡太辉煌，在世界的注目聚焦下，也太戏剧化，狂妄和蠢动的“雄心”也太多。
那时，我尚未做好应付流亡生涯中艰难面的心理准备，也没有一个藉藉无名者在“流亡”时的痛切体验。
确实，当时（1990年前后），在美国，也有流亡中的友人试图创办以《流亡》为名或其他刊名的流亡文学杂志，那也并非由我发起或主事，可我坚决支持。可惜，主持者和编辑者当时均无从理解，这样一份刊物的创办是要以破釜沉舟的奉献和时间精力的大量付出为前提的，不可以以为有一笔送上来的创刋经费，还有一份薪水边维生边创刋的。何况，还有来自同一阵营中的诋毁和暗箭。所以，最终无以为继，失败了。
严格上讲，1993年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和之前夭折的中国流亡作家联盟和流亡文学杂志没有任何必然的传承或衔接。但是，在流亡的美学和流亡的象征上，无疑地，有其精神延续性。

问：《倾向》是我看到的中文刊物中最好的。其中“放逐中的写作专辑”【第6期】“当代中国地下文学专辑”【第9期】以及每期都有的“中国大陆非官方文学刊物一览表”、“中国文学艺术及作家艺术家备忘录”相当具有资料性。
答：谢谢褒扬。那也是《倾向》创刊的具体原因。数十年来，那些地下文学作品，十多年来，在中国地下出版的文学刊物、画刊和书籍，都处在自生自灭状态。编辑“中国大陆非官方文学刊物一览表”是为了呈现地下文学的历史演进，编辑“中国文学艺术及作家艺术家备忘录”是为历史存挡、甚至作证。那也是作为地下文学中人的我们——编辑同人们应有的责任。而刊发流亡文学和地下文学作品，甚至以专辑呈现，正是《倾向》创刊的目的。

问：《倾向》的理念可以理解为“流亡的理想主义信念”吗？
答：可以。《倾向》的产生基于一种在流亡和地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坚持和信念，一种迫切感和责任感，带着青春期最后的热情，它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我不想否认，《倾向》是带着政治性的。十年前，在经济刚起飞的专制中国，旧的意识形态瓦解了，钱在消解一切，社会正面临经全面商业化的巨大变迁。对人思想的洗脑、人与人相互的监视和控制，转化为用赚钱左右人的思想和行为、用大众文化和通俗娱乐来影响人的趣味和审美、用庞大的便衣警察机制监视、恐吓可能的异议者。怎样认识政治专制和商业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社会和文化形态？怎样在政治专制和商业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下坚守反抗文化、地下文学的价值和精神？那时，确实有着紧迫感。因为一些价值和权利需要争取和维护，如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如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
《倾向》不是，至少不祇是一份流亡的文学和人文思想性刊物。1996年在北京，我甚至直接前往国家新闻出版署为《倾向》申请注册，要求在中国公开出版发行。虽然《倾向》不被允许在中国出版和发行，要在香港和台湾印行（1500至2500夲不等，每期约250页至350页），但大部份刊物通过寄赠和携带，都抵达了国内，到了寄赠者或寄赠图书馆手中，也在国内举办过主题明确的讨论会。《倾向》不是一份纯文学刊物，那类刊物在中国不缺，甚至太多了。《倾向》直面中国的现状，试图从文学和思想上介入。当时，我们尽力去做了，虽然不自量力。
《倾向》在2001年停刊，部份源自于我2000年夏秋在北京因印刷出版了第13期（那不吉利的数字）导致的被捕入狱，编辑群也因我的入狱而在中国停止了后续的编辑工作。2001年至2002年，由于筹创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编了一半的《倾向》第十四期被搁置，然后，又因迫切的理由，我紧急投入翻译、编辑、出版哈维尔六部著作及一部国际知识份子和作家评论和研究哈维尔的文选的工作。《倾向》再被搁置，竟一置5年。当然，《倾向》的另一延伸，流亡的倾向出版社因哈维尔著作的出版而在台湾诞生，但毕竟不是同一件事。
是的，《倾向》没能继续出版和创办独立笔会在时间上产生了重迭，但不是必然的关系。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心想事成。创办独立笔会是更大的召唤和更大的责任，是我2000年秋被营救出狱后不可推脱的责任。我还记得桑塔格（Susan Sontag）在信中对我所说：“但你别无选择，对吗？”。
2001年初，我向数十位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和流亡作家发出一封关于在海外成立笔会的建议信。
在《笔会诞生始末》一文中，我对那段历史曾予以回忆：
“2000年11月，我应邀赴洛杉矶接受美国西部笔会中心颁发的2000年‘自由写作奖’（另一位墨西哥（当时尚在狱中）诗人也获该奖）。国际笔会主席霍梅罗.阿瑞底斯（Hemero Aridjis， 墨西哥诗人）专程前来参加美国西部笔会的文学奖颁奖仪式，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代表国际笔会和我探讨能否创设一个（不同于官方的中国笔会）符合国际笔会章程的中国流亡作家笔会。在那几天，霍梅罗.阿瑞底斯、美国西部笔会中心的多位理事均在和我商讨关于筹组此一中国作家笔会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均认为，我及其它中国作家在中国的遭遇说明了国际笔会中需要一个能够真正关注作家人身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中国作家组织。
……
洛杉矶之行之后，我为此事陷入思考。我从未加入过任何作家组织，成年后，也没加入过任何政治组织或团体，不参加任何组织或团体，已成为我的人生信条。此刻，要我来筹创一个作家笔会，有违我的行为准则，这使我十分为难。
但是，任何一位作家或文字工作者，特别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假如因为文字、因为文学，因为争取或践行出版自由、表达自由而受到审查、迫害，甚至被捕入狱，我们，作为他的同行，特别是作为他的中文写作的同行（不管彼此的私人关系好坏或政治见解是否异同），绝不能沈默、无动于衷，更不应幸灾乐祸。或者，祇是等着、看着西方的文学同行，西方的作家组织表示公开的呼吁或抗议，等着、看着西方的政府去努力营救，那不正常，也令人蒙羞。假如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作家组织（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个人性对作家更重要了。可一旦发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审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每个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作家的组织可以发声，可以运作，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笔会、各国笔会及其它人权组织的合作，去营救，声援，并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这就值得我出来筹创这一笔会，也是这一笔会的真正价值所在。1990年代，萨尔曼.拉什迪的遭遇，这世界上其他许多作家的遭遇，2000年我的亲身经历，在在都给我上了这一课。
若这一笔会能够接纳他们成为会员、甚至有一天，这一笔会是以这些作家为主体，笔会的创设才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真正理想的作家团体，应该仅仅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一个自由的文学共和国。
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已使我不能不去重新思考。在两难之时，我首先获得孟浪的支持，并开始和海内外的作家友人们商谈，也获得了鼓励与赞同。
2001年初，我告知国际笔会及美国笔会等，我愿意尝试去推动创设独立的（中国）作家笔会，我表示，让我试一试。随后，多年来和我一起编《倾向》杂志，也是我入狱后，在西方为我呼救联络的孟浪和我开始分别与在海外的流亡作家们、与在中国的刘晓波、廖亦武等人，为成立笔会的事，进行沟通和讨论。我和孟浪当时的共识是，祇有在获得了中国国内的，像他们那样不依附于官方体制的独立作家的支持，才值得去设法筹创这一笔会。
……
2001年四月前后，我与孟浪开始一个个致电邀请旅居海外的作家、流亡作家、中国国内的作家参加笔会。在中国国内，阿钟、胡俊等作家入会。刘晓波也承担了邀请会员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廖亦武、余杰、任不寐等人均在创会期间参加了笔会。
笔会的会员包括了流亡欧美的作家、文人、记者以及中国的作家和文化人。
按照国际笔会的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笔会，它的会员应该至少有二十位以上，并能获得国际笔会的特别关注。同时，还须向国际笔会提出申请成为国际笔会分会的书面请求，并获得国际笔会等待批准的回覆认可。而最早的分会会员还需获得国际笔会的审核。他们的履历和著作均需有英文的译文及说明，国际笔会才能去审核。待每一个会员的资格均已获准，并经国际笔会认可，此一笔会才可能被列入未来的国际笔会年会的入会讨论议程。
笔会的中文名称，曾经在部份创会会员中有着多次讨论，并且要考虑到怎样和英文译名相符，“独立”两字是由万之向我提议，其他会员也提出了不同的名称建议，笔会的英文译文名称“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也是我在和部份会员及国际笔会的多次探讨中最后确定的，我们曾研议过使用例如自由（FREEDOM）作家笔会等不同中文名称，但均不理想，也不易让英语读者理解。经国际笔会总部和我的诸多沟通和认同后，才决定采用”“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一名。
2001年9月，国际笔会在接获我关于笔会创设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答覆后，便全力促成我完成筹创笔会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和孟浪因具体事务累得不行，不得不暂停休息时，在伦敦的国际笔会常务秘书史班德女士（Jane Spender）持续来信和电话，鼓励、敦促我一鼓作气，全力以赴。最初的近三十位会员，每个人的文学成就、作品、简历都须英译，都必须以详细列报的形式传真至国际笔会，全部需经国际笔会总部审核认可。
这些具体工作要耗费精力和时间，因为在中文作家普遍不了解国际笔会的运作、不了解国际笔会宪章，不知为何要创办一个笔会的情形下，和一个个居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个性差异和时差同样巨大的华人作家们沟通，并要劝动、说服每一个人认同，要日夜颠倒地投入。那时的孟浪和我，有时日以继夜，十几乃至上百小时，自付的电话费昂贵，因为要寒暄、要谈各自的近况，还要谈天说地，然后才能切入正题。这常常还不保证每个作家愿意加入。因为作家们，尤其是厌恶并且从未加入过中国官方作协的作家们，并不都认为需要这样一个组织。
作家友人们有着许许多多的建议，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这个笔会，他们的善意和理解，在在鼓励了我们。他们对我的忠告，悲观的预言，彼此的成见，也使人心情沮丧。
终于，这一切都熬过来了。
2001年10月，作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筹创人，我被国际笔会邀请列席11月底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我以观察员身份全程列席年会，因为我负有争取本笔会在年会上被接纳为国际笔会分会的责任（这责任有点太大了），我必须在正式会议之外的所有休息时间向前来参加年会的80多个分会的代表介绍本笔会，并游说他们支持本笔会加入国际笔会，这是一份艰巨的工作。
遗憾的是，中国笔会（中国作家协会）在此次国际笔会年会上再次缺席。来自台湾的中华民国笔会代表和海外华人作家笔会的代表也未兴会。
终于，在伦敦国际笔会年会的全体代表会议上，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案列入议程。可以引以为傲的是，在美国笔会中心的支持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可能是全世界人数最少的笔会）是由全世界最大的笔会美国笔会（有逾五千名会员）提名，推荐成为国际笔会新的分会。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国际项目主任、美国笔会代表Larry Siems代表美国笔会作了精彩的提名发言，随后，国际笔会主席要我作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筹创人，向各笔会代表用英语（我的破英语）作本笔会成立原因及申请加入国际笔会理由的发言演说。我首先对中国笔会（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未能与会表示真心的遗憾，我说，我感到孤单和遗憾，我期待在这里和中国笔会的代表握手、交谈，直言不讳地各陈己见和交换文学信息。我说，我手上还带来了一些在中国失去消息或被捕入狱作家的资料，要转交中国笔会代表，请中国笔会代为了解一下这些作家的近况及能去探望一下在狱中的作家。我当时还出了一个糗，我说，我若真能和中国笔会代表在伦敦见面，应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我不会用英文讲这一谚语，现场的代表见我舌结口拙，连比带划，意会后大笑。
正题，我主要谈了三点：
1.文学和作家在中国的处境。流亡作家和中文的流亡文学。
2.我们笔会成立的背景、原因和历史责任。
3.怎样看待和怎样面对中国的最大的官方作家组织，中国作家协会及它的另一块牌子中国笔会。我的大意是，我们并不代表国家，我们希望代表的是作家和文学的尊严和自由。我们并不是为了对抗他们而来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是为了维护和争取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为了作家个人的尊严不被侵犯和侮辱，为了文学而成立的。正是因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笔会）不敢争取和维护作家的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甚至对在中国不断发生的伤害作家尊严和自由的事件视而不见，才使我们这一笔会的创立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和中国笔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互动、相互监督并督促彼此真正遵照国际笔会宪章，维护作家、文学的尊严和自由的关系。
我的（破英语）发言竟也获得了几乎所有与会代表的持久掌声，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申请加入，是整个年会的高潮，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许多笔会的代表纷纷走上来和我握手致意，并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国际笔会等待我们的加入，已经等了十多年。终于，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了。多个流亡作家笔会，如古巴、伊朗、越南流亡作家的笔会代表给了我拥抱。
我的发言之后，各分会代表曾有过热烈的争论及讨论。在中国笔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另一块牌子）缺席的情形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加入先后受到了三个国家笔会代表不同的提问和质疑，他们是巴勒斯坦笔会、法国笔会和日本笔会，日本笔会代表对于我们笔会为什么要称为“独立”（Independent）表示不解，质疑这一概念是否会让人有独立于中国的联想。法国笔会代表质询了我们笔会会否与中国笔会发生冲突，以及我们的笔会有多大代表性等问题。而巴勒斯坦笔会代表则认为中国笔会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生存的权利，我们这一笔会的加入是否多此一举等。我对此一一作了解释和回答，我强调：
1.“Independent”是指作家个人立场和政治见解的独立性，而非指国家的独立。
2.我们笔会不纯然是一个流亡作家的团体，它也包括了在中国境内的作家、香港和海外华人世界的作家。
3.我们无意取代任何其他的笔会，我们无意代表国家，反而希望和所有的笔会，特别是中国笔会、海外的华人笔会建立起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关系。
此一解释及陈述，也获得了其他分会代表的鼓掌和发言支持。巴勒斯坦笔会代表在会后还向我致歉，表示他们私下会支持，他们公开的发言主要是为了不惹恼缺席的中国笔会。而日本笔会则在会后表示理解和支持我关于本笔会争取出版自由和捍卫创作自由的表述。
最后，投票表决，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案获得超过八十个笔会代表的支持，他们对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加入投了赞成票。祇有巴勒斯坦笔会和法国笔会投了弃权票，没有反对票。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并不祇是流亡作家的笔会，从一开始，就避免着成为祇有流亡作家参加的笔会。当然，现在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已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成员中半数以上并不是文学作家和文学编辑，它更像是一个维护作家、异议人士权利，守护创作、表达自由的人权组织。
今天回头来看，在那一时间点，即使创办不成，成笑柄，我终会一试，以不辱使命和信任。在那一时间点，也幸亏有孟浪和我一起来做，相互鞭策。   
可是，我越来越清楚，我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天性也不适任何团体。
《倾向》停刊于2000年底，真正的旧世纪之末和新世纪之初。
当时，我已身心俱疲，又没有三头六臂，生计都有问题，《倾向》怎么出呢？在海外办《倾向》的艰辛，是外人无法想像的，没有稿费，对不起作者，编务、发行、一应的杂务无人分担。即使有钱、凑出了钱出版，在书店卖不出去（我拒绝旧刋物被打成纸浆），最后，连存放的仓库都要东求西借、东挪西移。真是“流亡”的刊物。
因为没有钱寄赠，多少年来，都是利用坐飞机的几十公斤允许携带上限，我肩背身扛，带着它发行，我也常求人乘飞机时带一点，最后，都成为条件反射了，令友人避之不及。所以，夲想过一两年再出刊，最后，竟一拖，停到今天。现在，我老了，更力不从心了。
何况，《倾向》（精神的“毒品”吗？）让国家动用庞大警力，查抄、没收、恐吓、抓人入狱、查封印刷厂、罚钜款。最后，要惊动国际文学界，惊动美国政府，要国务卿介入，要由钱其琛发话、遣送我出境。
是的，在这百年难遇的新旧世纪之交，我这“祸害”被驱出国门了。是的，《倾向》遭国家一击，几乎垮了。国家赢了，可国家真的赢了吗？是的，《倾向》败了，难道《倾向》不是虽败犹荣吗？
可想来，我人出狱了，《倾向》却停了，真对不起救我出狱的人和组织。
所以，一直想着再复刊。而且，我已在筹划着2006年的复刊之事，新的《倾向》将延续老《倾向》的创刊精神，但将彻底转型成一份国际性的文学、人文思想和现代艺术评论刊物，一份中英文双语刊物，英文部份除了中译英的作品，也将刊发国际作家、知识份子的英文作品、文论和访谈。一年出版一、两期，书籍大小开夲，页数仍逾三百页。而且，将恢复稿酬。

注释：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南非小说家，199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奈及利亚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评论家，也是非洲民族的自由斗士和政治领袖。由于“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戏剧”而获得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对不可的是“孤独”。是大量以“孤”开头的形容词：孤独、孤单、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怜吗？）、孤立无援、孤形吊影、孤掌难鸣、孤家寡人（假如你“不幸”单身、没有家庭）、孤陋寡闻（那时还不是网络时代）、孤魂野鬼（在外语的大原野）……它们变成了代替你的名词，甚至成为如影随形的动词。你还不能被这“大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没了，母语丢了，又没有真在这“大原野”上疾走）。在这“大原野”上，你还必须有些“孤高自许”（动词意义上，甚至阿Q意义上的）。你要孤注一掷，向内，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视若无睹，即使“鼻青脸肿”，也要试着，在这外语的大原野上飞翔。


三。

    问：记得你曾经在《中国的流亡文学与地下文学》演讲文中谈到：“大部分流亡作家，由于流亡的适应和调整，生存的压力，尤其是语言的不可逾越性，在文学上都失败了，包括我自己。我现在更像一个文学工作者，在写作上已经不能和在中国大陆的心境、创造力、灵感来相比。”如果这个时间无限延续的话，你作为一个作家已经结束，你可能衹是一个知识份子或文学工作者了吗？

    答：不必遮掩。出国后，我的写作，我的身心状态，确实是一个流亡作家失败的写照。我的诗歌写作量少，甚至中止了。当然，我可以辩称，我从来不是一个多产的诗人。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文字的劳作比写诗更难的了。

    尤其当你的生存背景发生了从未料及的巨大变化，当时（1990年），一下子将你搁进一所美国东部的长春藤盟校大学（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英语系，当时在布朗大学教书的台湾诗人杨泽曾目睹过我的窘况，他甚至被布朗大学校长请去为我们的见面担任翻译。在没有语言之前，你是难民，不是难民作家，你那白痴般的英语表达能力，没有人将你当真，你也无法弄假成真。

    这些年我备受挫折，如同我在《宿》一诗中所写，是：“乞怜于语言，而又丧失了语言的日子”

    流亡中必要、非要面对不可的是“孤独”。是大量以“孤”开头的形容词：孤独、孤单、孤立、孤寂、孤零零、孤伶伶（自怜吗？）、孤立无援、孤形吊影、孤掌难鸣、孤家寡人（假如你“不幸”单身、没有家庭）、孤陋寡闻（那时还不是网络时代）、孤魂野鬼（在外语的大原野）……它们变成了代替你的名词，甚至成为如影随形的动词。你还不能被这“大原野”埋了（多少流亡作家埋没了，母语丢了，又没有真在这“大原野”上疾走）。在这“大原野”上，你还必须有些“孤高自许”（动词意义上，甚至阿Q意义上的）。你要孤注一掷，向内，也向外，坎坎坷坷、跌跌撞撞，视若无睹，即使“鼻青脸肿”，也要试着，在这外语的“大原野”上飞翔。

    所以，我写下悼词般的《放逐》：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我用我的汉字洗清异国的天空无倦的天空  辽阔强烈的天空干燥而又坚忍带着事物莫名的疼痛冬天──有着记忆命名的庄重

    我看到被遗忘拒绝的耻辱带着使命  进入我那野蛮的视野眺望终止了阅读  回忆放弃时钟经历者──经历着对经历的厌恶

    那并非是时间的过错那仅仅是时间的过错

    辗压往事的  是夜的车轮事物用它不朽的根固执地缠绕我们

    我在放逐的尽头如同国家版图上一个恒久的诅咒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的工作重心转为创办并坚持办下去《倾向》和倾向出版社，转向相关的编辑工作。我的写作，则转向了散文（可以当“悼文”读的散文）。

    两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选择了留在美国，逾5年后，我又选择回到祖国）和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驱离中国），使我渐渐获得完整的视野和对东西方世界的认知（这个西方世界至少有两个部分构成，美国世界和欧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摧逼的今日世界（这使我少了不少乐趣！），从细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人性、语言和文明的差异是多么地不同啊。何况，我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对非洲黑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对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历史和文明，甚至对东亚和日夲的文化和文明，又知道多少呢？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的那个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滞留美国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初）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而从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国又让我多么地感触不已。

    晕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国惨痛的现实、祖国巨大变化的现实，对苟且偷生式流亡的自责，那扭曲的难民化美国生活经历。在在，都写在了我那不多的诗和更多的散文中。



    问：就你自己的个人诗歌写作而言，出国前与流亡后，有无语言和风格的变化？流亡使你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困境在何处？

    答：和早年的诗作相比，我流亡中的诗在语言、风格上的变化显而易见又有迹可寻。其实，在我1980年代的诗中，就有了预兆。

    我从来不是一个每天坐在书桌前就能凝神疾书的人。我总要先从阅读开始，有时，要持续很多天，然后，才能进入可能的写作。可我对世界的变化太多关注，对所有有生命力的美，对艺术、音乐、舞蹈、甚至时装都充满兴趣。总会有些更有吸引力的事物或更迫切的事情将我带离书桌，有时，还会自以为有些责任感，会愤怒、介入或自责，会以为有些使命要你去完成，而这常常不是写书或写诗。

    我有太多的困境，某些具体的还可以说出来，例如：怎样在写作和编辑、出版这各不相同的工作中获致平卫，怎样在母语和外语（英语）文化环境中少些顾此失彼，怎样在我迄今的单身汉生活方式和未来可能难以抗拒的家庭生活方式中寻求诗的心境和写作的专心致志。

    例如，我的病症。

    这两年，我已渐少对失去母土和流亡生涯的悔恨，开始认命（我认命了吗？），并带着距离审视祖国发生的一切。我已将流亡视为个人命运的一部份，一种宿命。

    面对时间，流亡，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年，我有一些时日住在美国加州，以对比我巳熟悉的美国东部文化和社会环境，每年，我约有三个月左右的的时间住在台湾和香港，以亲近母语和母语文化，每隔一、两年，我都会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住几个月，以对美式文化、布希政治，对中国移民及海外“反对派”的政治和生活方式保持警觉和距离。

    当然，我随时准备着再次回到祖国。

    享有独来独往的自由（就像我在欧洲的情形：省吃俭用，挎着布袋上路，踏自行车、迷路巴黎，在布拉格穿街走巷，在西班牙乡村顶风、迈开大步，迎着干燥晃眼的大太阳上山），继续迁徙，跋涉，颠沛流离，走。让流亡的不幸成为万幸，不断面对全新的人民、环境、文明和文化。

    作为一个诗人，已经结束了吗？，我对此质疑。

    的确，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而且，可能还是一个尽可能践行与其相称生活方式的文学工作者。在未来数年中，我的写作和编辑工作不可怠慢。纽约公共图书馆学者和作家中心奖（2002—2003年）约写的文学回忆录，我想在2006年底完成初稿。一夲作家访谈录、一夲文论选，近十多年来诗手稿的整理成集、《倾向》编务文字的整理结集、这些都压在案头。

    因为创办《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使我涉入了出版，这些年，经历了在北京因莽撞出版杂志而入狱的劫难，也受够了为书的出版“求爷爷告奶奶”的挫折屈辱，更因为再也不想被动地等待中国不知何时“降临”的（允许自创出版社的）出版自由。2003年，“流亡的”倾向出版社在台湾面世了，已策划的流亡年代丛书锁定翻译出版有流亡经历或作品曾经流亡的20世纪重要诗人、作家和知识份子的著作，目前已出版了9夲，包括哈维尔的6夲译着和索因卡的两夲文学译着。接下来，还要编辑出版桑塔格的纪念文选、约编一本有关哈维尔的照片传记集、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选等。因为哈维尔的捷汉对照双语诗选《反符码》竟在美国的书店颇受欢迎。我甚至设定了一个目标，倾向出版社将陆续出版译成不同语种的（包括双语的）诗集选夲，让诗人带着诗集朗颂，签名售书，并在所译语言的国家发行。

    既然人流亡，出版社流亡，索性，就让书也在世上“流亡”吧。

    自我的写照或给我自已的忠告是：别无选择。因为流亡，你将永远成为一个边缘人。你不可能将侨居地的语言讲得、写得比母语还好。在所有的方面，你比在你的所在地生长的作家更为艰难，更没有可能。你要比他们更勤奋，更珍惜时间，更多地工作。你还要学会不在移民社会的热闹中迷失，学会安贫乐道。少花时间在生计上。

    小心，欲迎还拒，甚至能拒。要和体制和群体保持必要的距离，至少，要试着审视体制和群体给予你的身份感，怀疑它。别让祖国或异域的体制遮蔽了你眺望世界的能力。



    问：在那篇演讲里，你区分了作家与知识份子、文学工作者。你指的是特立独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份子吗？

    答：是的。真正的知识份子特立独行，他对公共事务发言，不惧危险，发声异议，揭露当政者和得势者的伪善和谎言，并获得广大回响。

    当年捷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主要异议者哈维尔就是榜样，他甚至直接自我要求：“知识份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或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一个知识份子应该不属于任何地方，他不管在哪儿都应该成为一个刺激物，他不应该有固定的位置。”

    同样，我也一直记着不用“知识份子”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桑塔格在1997年就和我说过的话：“大多数知识份子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随大流的。在前苏联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统治中，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是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或许最优秀的知识份子不是支持者，但那衹是极少数。要不然怎么会有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呢？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和萧斯塔柯维奇（Shostakovich）都下过保证。在30年代有多少俄国作家、画家和艺术家受到杀害，一直到德国入侵俄国为止。当然，知识份子的历史中也有英雄主义的传统，这在现代独裁统治下显得更加光荣。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大多数艺术家、作家、教授——如果你用苏联的定义，那还得加上工程师、医生及其他受过教育的专职人员——都是相当会随大流的。”

    她质疑我的一厢情愿：“我觉得把知识份子和反对派活动划等号，对知识份子来说是过奖了。在上一世纪和这一将结束的世纪，知识份子支持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 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连他们所支持的可能被我们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会起本质的变化。让我来举一个例子。19世纪，许多中欧和东欧的作家、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都在阐明民族主义理想的战斗中冲锋陷阵。那些民族主义理想那时被看作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又比如，支持新的民族国家的产生代表了古老的团体和语言组织的利益，它通常伴之以对当政的专制集团及对审查制度的反抗。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大多数表现为一种反动的、经常还是法西斯式的态度。所以，民族国家的理想含义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也起了变化。”

    今天，直面社会、以笔为耕，不靠大学生存的波希米亚式知识份子已濒于灭绝。我注意到，从自由的西方到专制的东方，大学都在无尽地扩张（当然，这对大学生们是种幸运），正在大量“收购”体制外的作家和知识份子，包括带有流亡背景的作家和知识份子，将他们驯化，成为丧失“野性”、品行“端正”、循规蹈矩、沉湎于校园或象牙塔内的生活、对外部世界一知半解、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缺乏自信、也不愿安贫乐道的作家和知识份子，则对大学教席趋之若鹜。

    现在的中国，一个著述畅销的作家、学者、文化人或知识份子，只要有知名度，又能在大众传媒上说些实话，就很容易被泛滥地归称为“公共知识份子”，一个在政治和个人自由上乏善可陈的国度，某个开明的官方媒体竟能在中国评选出50个“公共知识份子”，真不知该是悲还是喜？

    影响力覆盖国家、甚至超越国界的那一类伟大知识份子，早年如纪德、罗素、鲁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阿多诺、汉娜。阿伦特、萨特、波伏瓦、萨哈罗夫等，当代如索忍尼辛、桑塔格、萨依德者，已经愈来愈少了。诗人、作家愈来愈像文字领域里的专家（professional）、行家，而不是在公共视野中渊搏、发出尖锐的抗议、而且举足轻重的知识份子。

    记得萨依德传神地描述过流亡的知识份子，说他们“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懦的（cynical）。”他甚至将产生真正知识份子的希望寄托在流亡者身上。

    不祇是流亡作家，整个海外的流亡者群落，特别是广义上的华人政治流亡者和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大都市中已经落地生根，可是，对他们这些年心路历程的探讨和呈说却不多，我要特别提及学者和记录采访者亚衣先生的一夲书《流亡者访谈录》，这几乎是第一本记录中国流亡者精神状态的书，亚衣也是一位流亡知识分子，他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付出心力，选择在政治运作、组织领导、文化、学术及文学经历上各有代表性的流亡者采访，以敏锐的问题切入，用各有针对性的提问追问流亡者，审视内在，并整理成书自费出版，这是流亡世界里第一夲涵盖如此广泛、领域如此不同，却同是流亡者的中文记宝之书，是亚衣眼中20世纪90年代中国流亡者抗争宝践和精神世界多棱镜向的折射，弥足珍贵。


四。


    问：你曾经将1989后流亡的中国文学与流亡的中国作家与二战开始后的犹太知识人流亡以及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作家流亡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但在今天，全球化、网络时代，流亡作家发表的空间要比过去广阔得多。“流亡”在网络时代，是否还存在？

    答：无疑，1989后流亡的中国作家和知识份子与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后部份俄罗斯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和纳粹时代犹太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和二次大战后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下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以及暴政及宗教迫害下各国、各民族作家、知识份子的流亡是同一历史境遇的延续。

    因为，20世纪是充满人类苦难、灾难、战争、屠杀的世纪，是最大程度展现人性邪恶面的世纪，也是人类充满原创力、技术、虚望和欲望的世纪。

    从文学上看，20世纪也是流亡文学辉煌的世纪。20世纪世界性流亡文学传统中有着可以共用的文化、精神资源。1989年后，流亡的中国文学应有以上的时空背景和精神特质。

    流亡，在地球村、全球化，在网络时代仍旧存在，流亡是一种历史刻痕，它可能被风化，却无法抹去，只要暴政存在，只要对自由和尊严有着渴望，流亡就会存在。

    流亡也是一种内心状态，多少可以抵御“穷人翻身”、成为新富人的世俗召唤。

    确实，流亡作家在新的世纪，比上一世纪大多数年头的流亡作家要幸运多了。当代流亡作家的生存空间、视野，发表作品和表达见解的机会，比全球化、网络时代前要宽广得多。

    但是，地理上，他们和母国的距离并未缩短（尽管在心理上近得多了）。在精神上，他们可能被网络时代的无距离假像所蒙蔽，以致于以阅读代替一切，自外于祖国那活生生的现实，也和侨居国的文化、社会和文学环境相疏离。

    20世纪还是21世纪，冷战前还是冷战后，在什么时代经历流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流亡中你做了什么和写了什么。


五。


    问：你曾经访问过苏珊。桑塔格和瓦茨拉夫。哈维尔，并与他们有交往，他们分别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谈些感性的？

    答：她和他都是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她甚至是直接改变了我人生的人。若不是她，我可能现在仍在狱中（半疯，或者身心俱垮。）我不是那种可以把牢底坐穿，出来后又可以做大事的人。相对于民主（看人们煞有介事地挂在嘴边上的），我更热爱自由，爱到不可救药。

    她已故去（这是真的吗？我常常有拿起电话拨给她的冲动）。我怀念她，时时想到她对我的鼓励。

    她和他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桑塔格热情中透着犀利，她目光犀利，思想更犀利，她是真正“坚定、独立的个体灵魂”。她活得绝对精彩，是精彩，不衹是多姿多辨。她的渊博，让我想起文艺复兴时代，想起启蒙运动、想起狄德罗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和她交谈，是思考、见解、理解力的高速递进。她的睿智、心智，是天才才有的。

    她不能忍受谎言和空话，她也不能忍受平庸和无知。

    面对她，谦卑是无止境的。

    哈维尔温和和蔼，和他相处时，你能感受到由然的温暖，他会让你把话讲完，倾听。他甚至带些腼腆。可他一旦凝神、思考，随之，他的表达立刻犀利，表情也威严尽现。

    她和他都有灿烂笑容的时刻。她随即敛起，让你回味。他却不断释放，让你难以忘怀。

    她和他一生中都有许多时间在和死亡博斗。可桑塔格从不让你意识到她的病症，而哈维尔，你却时刻意识到他是一位病人。

    桑塔格如严师、长辈，责我不够努力，督促我。她也为我写推荐信，介绍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她担忧我的安危、甚至助我生计。

    哈维尔则如平和的友人，有时，和我扯些写作的苦恼和作家间的轶事。

    （书面回答于2005年10月/巴黎、11月/西班牙南部海边Mojacar FUNDACION VILPARAISO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