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 迈克尔·戴 著
“从我，踏入苦难之城的道路
从我，通往永恒痛苦的道路
从我，穿行永劫之邦的道路”
── 但丁:《神曲》之《地狱篇》
第三歌，第1～3行
在我对中国诗人廖亦武的最后记忆中，那是在1989年6 月中旬的丰都，我们在长江边的一个码头上。丰都是中国的鬼城──中国佛教的十八层地狱入口。
在交谈中，他警告我不要随意讲话，说得太率直会伤害他和中国其它地下诗人。他还谈到他对中共监狱的恐惧。他说宁死也不愿去坐牢。我想，北京大屠杀后不久，这种恐惧感得到了证实。结果，廖亦武本人和四川其它6位诗人的行为受到指控，在1990年3月16日凌晨六个人一同被捕入狱，并最终导致我在1991年 11月被中国方面驱逐出境。
他们在廖亦武的诗歌《大屠杀》的基础上合作录制了一本名叫《安魂》的录像带。廖亦武在鬼城上游不远的涪陵家中写成了这首诗，作为对北京1989年6月4日到5日所发生的事件的反应。
当时，廖亦武还录制了一盒《大屠杀》的音带，要我把这首诗的手稿和录音带到中国的其它地方，最后带出国去。
既然对中共怀有强烈的恐惧感，而且，明知可能造成的后果，廖亦武为什么还是走向极端，制作了这盒录像带呢？
从表面上看，这好象是他录制诗歌音带的逻辑延伸。1989年早期，在四川的一些诗歌朗诵会上，他听了别的诗人蹩脚地朗读他的诗作以后，他就想为自己录制一些长诗和较有名（当时，仍是地下的）的诗作片段。这些是我那年6月1日从北京来到涪陵时得知的。凭我对他的朗读能力的深刻印象和我对他在现代艺术多方面上的强烈兴趣的了解，我建议他下一步该考虑把诗歌推向表演艺术。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以《大屠杀》来做第一个尝试。
在1989年11月和廖亦武的最后一次通信中，我感觉到他对被捕是极其地恐惧。官方已经在上海发现了《大屠杀》的录音带并且盘问过他（其时，他们还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是廖亦武的风格）。实际上，廖亦武曾要我支助些钱，我给他寄了钱以便于我曾设想的他能够逃离当局。
所以，在1990年6月我最终得知他的真实情况时， 我感到震惊。（1989年11月后，我就去了中国的西北，在西安教书）当时，我的第一反应觉得制作这样的录像带是没有经过深思，没有考虑后果和冒失的行为。廖亦武不知道，我那时已经有了一个中国未婚妻。我本想在中国待下去的。自4月初， 我的学生和同事就因为我受到当局的盘问。到这时我明白了那是为什么。后来，我渐渐意识到他的行为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自毁倾性向。这种自毁倾向表现在从80年代中期的诗歌作品直至他现在的个人生活中。
廖亦武曾经一度得到过四川正规诗坛的喜爱。他1958年生于四川省盐亭县。他接受正式教育的时候，正是“四人帮”统治到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四川经历了短暂的流浪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厨师。后来在西藏高原当长途卡车司机，往返于四川、青海和西藏之间。但是由于他对诗歌炽热的爱，最终使他决心做了一名诗人。
在成都，他结识了一批年长和知名的诗人，在他们的指点和支持下，诗人努力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后来诗人居家在那里。
1982年，廖亦武开始在主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象他的《高原》、《大盆地》等早期带有雕琢痕迹的作品讴歌了他驾着卡车所经历过的土地和它的人民。这些主要写于1985年以前的作品，在全国获得过多次诗歌竞赛的奖励，被正式出版和收入多种全国性诗歌选集中。
在早期阶段，由于受到惠特曼《草叶集》的强烈影响，他创作的乐观、向上的作品，受到中共文坛的欢迎。
廖亦武诗歌在主题、 风格和总体气质上的主要变化开始于1984年。他也受到了来自贝多芬的音乐，达利、高更和凡高的绘画以及瓦莱里、狄兰·汤玛斯、爱利蒂斯和桑戈尔的诗歌的强烈影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有在1976年以后才可能接触到西方的音乐和文学。和当时其它的中国青年人一样，廖亦武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夺回失去的时间和机会。他对中国古代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和屈原(公元前340～278年)的热爱也表现了出来。
1976年后，陷入文化荒芜的中国，对中共失去了信心。廖亦武和中国年轻人最终转向了那些能切实反映和解释他们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着的现实的灵感源泉。他不再为中国和它的人民吟唱他的赞歌了。
在当时，几十年来，但丁的《神曲》是在1984年在国内第一次再版，这本书的确给了诗人以新的启示。本文开头引自但丁《地狱篇》的三行诗句是理解廖亦武1989年《大屠杀》之前主要作品的一把钥匙。在他的一首名为《巨匠》的五部组诗的扉页上也引用了这三句作为题献词，这首长诗的写作始于1984年。
不过，与但丁不同的是，廖亦武却没有从他的地狱看到希望的出口。我们陷入自我毁灭的循环，最终被愚昧导向完全的毁灭，这种惨淡的人类景象成为他后期诗歌的突出主题，与但丁《神曲》的个体自救和超升之旅的主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当今的中国及其5000年沉重的历史传统被他描绘成一座地狱: 在那里个体无法通向炼狱的希望境界，更不可能体验到天堂欢愉。在他看来，整个华夏民族以至人类的罪孽是一代又一代的人通过血液传递而下的。长久以来，人类割断了根植于大自然的联系，于是集体地漂泊于人类自身造就的荒谬和混乱的现代世界里。个体不可能把自己和人类相分离而得到孤立的自救，没有天堂的希望 ── 但丁式的、共产主义的或是其它任何种类的天堂，只有个人的幻境和共同的现实。
但丁怀有他自己那个时代对于人类未来的巨大焦虑。他曾希望指出一条道路，一条通向正义和完全解救的道路。他想以他的《神曲》来为当时他认为正在堕落的人类描绘一张很可能使人类的灵魂得到超升的蓝本。廖亦武不曾设想人类会得到任何可能的赦免。只有个别例外(如象但丁或其它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能超越于它生存的现实之上并进入他们自己创造的幻象世界之中。
但是超越一切并不等于得到解救。诗人没有看到引导众生的弥赛亚的显现(在中国，象毛泽东、 邓小平就被塑造成这样的救世主的形象)。 我们要改变人类意识和潜意识的现存状态需要这样的引导；对于整个人类，特别是中国人要继续其生存并达到昌盛，也需要这种引导。
在《神曲》的《地狱篇》第一歌中阻拦诗人前行的三种野兽，豹、狮子和狼分别象征着淫欲、野心和贪欲。人类的这些本性构成使得终有一死的人不可能超升到炼狱山的顶端。
在《巨匠》中，诗人带着人们从一切生命的起点开始了一次通往人类错误地脱离他原本是属于其中一部分的整体而导向不可逃脱的自我毁灭的旅行。
1986年廖亦武受到的第三大影响变得明朗化。惠特曼的激情和在但丁的地狱里惨淡和恐怖冶炼的历程为他铺设好了路基。阿伦·金斯伯格被介绍到中国并在80年代中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的《豪叫》对廖亦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斯伯格作为一名先知者诗人，他对诗歌与宗教的融合，对抽象和理智的不信任以及要观众以情感和身体来完全地参与进去，这些对廖亦武产生了一次冲击，而这些也正他所需要的。
1986年至1987年间廖亦武创作了由三部超现实主义长诗组成的阿拉法威先知三部曲：《死城》、《黄城》和《幻城》。其实，这三个城都是死亡之城。在《死城》中，他极力摧毁曾把中国人引向衰微以至毁灭(如文化大革命)的传统；《黄城》则是一个强权之城，在这里中国人种失去了活力，以至最终的消亡( 古代中国，黄色只能是皇帝才能穿戴的颜色)； 《幻城》则描绘了人类精神的死亡以及和对未来的幻景和希望。
与但丁的三部曲中一层接一层地上升走势不同，廖亦武的这三部诗歌是相互关联的共时性存在体。它同时存在于由神和兽杂合而成的人的个体之中。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死城》一诗建构了廖亦武直到并包括《大屠杀》之前的后期作品形式和声音的标准样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把包括它的序言《写在死城的门前》在内的全诗作了翻译。
这样以不懈的超现实主义文化批评形式进行如此极端化的尖锐嘲讽和猛烈攻击，在中国诗歌中是前所未有的。濒临绝望的焦虑感、极度的疯狂、混乱和自卑弥漫其中，很明显这种情绪驱使他写下了死城和其续篇。
序言《写在死城的门前》是要清晰地理解这一诗歌和廖亦武的一把钥匙。由于诗人成长在“四人帮”掀起的毛氏个人崇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那个时代就必然会给他以深刻的记忆。可以把他的《死城》理解为对淤积在自己和中国人心理上和灵魂中的毒素进行清理的一次尝试，是对不断地遭受到精神和肉体强暴进行自我防卫的一次尝试。
死城是现实和幻象，乱伦和虐待，人和魔鬼以及个体生命与族类命运之间的极度迷乱的隐喻性历程。诗歌中的先知者阿拉法威既非出自中国神话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诗人创造的代表黑暗和邪恶势力的象征。在鲜血淋淋的尸骨上，他洋洋得意地既清醒而又残暴地把历史的巨轮疯狂地旋转。他已经活了5000年，就象妖魔一般纠缠着中国人的手臂，犯下了难以言说的罪行。那曾是神圣祭坛的地方成了妖魔的发源地。这“诱奸的贼”把其骯脏的血液沿着整个中国人的血脉传递。那些控制着历史巨轮的人总是把它粉饰一新，但这假像就象一座“巍峨的宫殿一触即溃”。
面对现实的毁灭，“我只感到人间是那样寂寞。长城以内跪满断臂石像。泪水淤积成黄河的沙子……”
到这里，《死城》作为对人类文明命运的探求，作为个体生命的焦渴几近毁灭时发出的咒语。其形式或许是超现实主义的，但其精神核心却是牢牢地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空虚、恐惧、孤独、孱弱、荒诞的情态以及异化、失落、卑微和死亡的各种感触，旨在揭示走向堕落的历史。海德格尔写出了个体和历史间的搏斗，廖亦武描绘着个体同被阉割了的民族无意识间的争斗，但更重的是那种在衰败、堕落的精神氛围中导致的自我内在的斗争。
《死城》运用了两类基本意象：一种处于现实经验的水平，而另一种则是在潜意识的幻境中。比如，前者是作为祭品的尼采，后者则是那个邪恶的阿拉法威。这两种类型的意象和二者之间带来的联想，使《死城》达到对今日中国现实的隐喻和暗示。这也体现了诗人对中国现实和历史予以反审及自我解剖的深刻度。
“高墙外传来诗人的狂歌／天要亮了”，这最后的诗行揭示了：在不可违逆的死亡、历史和习俗面前诗人最终的无能为力。然而，以想象的咒语来击溃本来就靠这语词符咒的魔力所构成文化高墙，又是唯一的一线希望。
1987年，《死城》在中共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月刊)的1、2月号合刊上的发表，是廖亦武得到的官方最高承认。可以说，至少就中共统治森严的文艺界准予出版和发行的作品来说，这期《人民文学》标志着自1949年以来一个最为自由的艺术时期的顶峰和终结。
象廖亦武这样的探索诗，1986年在国内日渐频繁地出版。但是，1986年12月和次年1 月里发生的学生示威事件以及后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被迫辞职，使这一趋势嘎然而止。胡耀邦对1986年整个中国社会兴起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负有责任。一场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随即开始。在自1949年以来的大多数政治运动中，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总是在受尽迫害之列。
廖亦武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双重的打击。
在指导过他的老诗人的推荐下，1984年廖亦武被接收为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并被分派到他新婚的妻子阿霞所住地的涪陵地区艺术馆。在这一年，廖亦武担任新创办的文学半年刊《巴国文风》的主编。在他的这个小刊物上，廖亦武发表了涪陵地区的青年探索诗人的诗作。
但是，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焦点指向了《人民文学》的那一期合刊上。而更主要是集中在这一期中的四部作品：一部中篇小说，一篇报告文学和包括廖亦武的《死城》在内的两首诗歌。
这四部作品被列为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极端，作为以后不准在国内出版的样本。作为对这一运动直接而迅速响应，廖亦武的杂志被关闭，他被要求“停止工作，作自我批评”。1987年中国的政治气氛与1976年“四人帮”倒台前的那三十年笼罩的歇斯底里症还是根本不同的。在涪陵，廖亦武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尊敬，而且，在一定范围里，他得到了他们的保护。在1987年初到1988年初的这12个月他未被开除，照发全额工资。只是又多次恳请他作自我批评。他简单地拒绝了。正象他预计到的，没有受到更多的惩罚。不过，他的期刊被永远地停办了。
经受的第二个打击，对他来说就更是某种凶兆。
1984年他就已积极参加了四川的地下诗歌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全中国非正统和探索性的诗歌形式和主题在被逐渐得到正式的和“合法”( 所谓“合法”刊物和书籍是指为中共审查并给定一个可以合法出版的书号的出版物)接受之前， 首先是以自费刊物和油印手稿的形式流传。
在1984，1985和1986年廖亦武每年都要为四川有影响的地下诗歌刊进行组织、捐资和撰稿活动。他们原设想每种刊物至少一年可以出一期。但是，这些刊物一旦被当局发现就公开禁止，书本被没收，编者受到盘问和搔扰。它们的印数达1000～2000册，但是被查缴的只是极少数。而且每年总有新的地下刊物出现。最后，诗人们被迫到外省去印刷。
尽管，廖亦武受到了来自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个人压力，但是他仍然决定继续出版他自己从1986年后期组织和编辑的地下诗歌刊物。他还设想以其诗歌刊物《巴蜀现代诗群》把四川的四个主要地下诗歌团体( 这些团体也想推出自己的刊物)归为一体。 与政治运动相配合的一场清理非法出版物和扫黄的运动也发动起来。1987年春的一个 深夜， 涪陵警方对刚刚印完1500份廖亦武的地下诗歌刊物的一间印制小屋进行了突袭搜查，所有的副本被收缴和销毁。警方在次日来到了他家并要他把期刊的底版交给他们。正如廖亦武后来所说的，被派来找他的警官们并不热心这个任务。也许，他们认为搜查诗人并不该属于他们份内的事。同时他们也没有搜查证，廖亦武否认他有底版，员警顺直就走了。几周后他找了一个朋友，通过底版照相副本复制了50份期刊，然后寄往四川和国内其它地方的朋友。
终于，在1988年的2月，刚刚过了春节， 我来到涪陵他的住处见到了他。我和他，还有他妻子阿霞在一起呆了一周，并见到了涪陵以及周围地区的其它几个诗人。最后，我和廖亦武在重庆分了手(重庆在离涪陵不远的长江上游)，我们就已经成了好朋友。
再一次见到他是1988年5月在华东的江苏的一个诗歌会议上。那时他已经写完了当时名叫“杂种三部曲”的第二部和三部两首长诗。其中的《杂种》和《偶象》基本上是以同“阿拉法威”三部曲一样的风格和形式写成的。新的三部曲研究了对自然失去控制的滥用以及文化和个体在混乱和荒诞的社会中加之于自己的冲突。《杂种》过度滥用语言，并集中在艺术家( 以廖亦武自己的假定)心理和灵魂的内在的精神活动。另一方面， 《偶象》却向着各种偶象进行扫射。自然，许多人都会从《偶象》中读出它的政治意图。最大和最为明显的偶象就是中共和毛泽东。
会后，在他回涪陵和我回北京之前，我们在南京一起度过了一天。当时我在北京的一家中国小型出版社作编辑／翻译。
我曾在南京大学就读一年(1983～1984年)，我知道他是第一次到南京，我领着他，匆忙地观光了南京城。我们的时间主要是去玄湖和在西岸的废旧的老城墙。他对这古老的城墙感到惊愕。虽然，外表上它美丽、庄严，但它所象征着的历史和精神震慑住了他。(西安和其它城市的城墙，就是长城也是被重新修整过的，从而失去了那种威严和衰败的感觉和外观。) 后来， 我们又到了市中心最高、最现代化的玻璃塔楼，四星级的金陵饭店。我们走过门厅，观看了几家出售昂贵豪华物品的商店，廖亦武觉得受够了。他的状态好象是得过一场病受到了打击似的。老城墙的冷落和当代令人眼花的物质文化景象并置呈现出来，很不协调，触动了他。一直到了我们住的旅馆，廖都很少说话。他最后说，他已经决定好《杂种》三部曲最后一部诗的主题和题目了：反映现代物质文化对精神的毁坏，名字为“大屠杀”。
在1988年到1989年间，多多少少恢复了以前他作为中国文坛受尊重诗人的地位。被邀参加了由中国最有影响的诗歌月刊《诗刊》所组织的1988年五月的诗会就是一个被重新认可的明示。
1988年，在中国影响居第二、三位的诗歌杂志四川的《星星》诗月刊和安徽的《诗歌报月刊》把全国性诗歌最高奖授予了廖亦武。这些特为大赛作的作品与两个三部曲和《巨匠》相比写得要缓和些。1989年春，北京的《青年文学》月刊把1984至1986年所刊诗歌的头奖授予了他。发表在1986年六月号上的《人民》一诗在主题和风格方面均为北京中共正式文坛所能接受。
1989年，他的《黄城》在东北的文学月刊《作家》上发表。《死城》竟然被收入了1989年8 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探索诗集中。( 虽然该版本已经被删除个别政治上敏感的名词和日期后在《人民文学》1987年1月号上发表过， 还是进行了审查，但是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前通过的。)
廖亦武在中国当代诗歌二元化世界中典型的精神分裂式存在，在1989年6月4号走向了其毁灭性的结局。当年在南京计画的《大屠杀》一诗正写在半途中，当他听到北京所发生的事件时，他就对在场的人宣称(有阿霞，我自己和另外一个诗人)他从此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诗人。
《大屠杀》写于6月4日至5 日的结尾后半部和他制作的录音使他不可挽回地走向了那条道路。《大屠杀》是一首声讨北京的暴力和罪恶的极单纯而直接的豪叫。但也是他对这个他没法选择而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最终唾弃。
廖亦武的行为同天安门大屠杀本身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没有其它那位地下或者官方的诗人能有他这样的勇气和傻气。其实，那年夏天，大多数其它地方的诗人，他们承认在“六·四”面前退却了。个别的干脆完全放弃了写作，而大多数则在沉默和消沉之中惶惑和忏悔。在天安门事件之前曾有些诗人卷入了政治之中，但是只是极少数。后来，他们没有被捕也没有逃出国，而是采取了低姿态这种传统的方式。
廖亦武和其它五位诗人在1990年三月25日被捕后，未经审判被关押近两年之久。有关录像带的指控最终被撤销，1992年2 月下旬其它五位诗人从重庆( 他们曾制作那本录像带并被逮捕的地方)一家拘留所里获得释放。在那段时期廖亦武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他和其它五位诗人，除了由法庭指定的律师外，不允许任何探访者。根据中国法律，在正式审判之前，任何人不得探访被拘留者。犯人一个月只允许写一封信或填写一张物品清，而收信的数目和发出的一样。监狱不准寄进照片，所以，他被拒绝得到一张在他被捕五个月后，即1990年8月李霞生下的婴孩的照片。
最后，到了1992年夏，才对他进行了秘密的审判，并因写作《大屠杀》，拍摄《安魂》一片和企图逃离中国等罪名（即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了四年徒刑。先后送往四川省二监狱（重庆）和四川省三监狱（大竹）。这时亲人和朋友可以探监。两年多来，他第一次见到了阿霞，那是在1992年的9 月。在那里他可以写诗，被安排一份轻松的工作，在劳改场送饭、管理垃圾。与国内外所普遍认为的不一样，在今天的中国监狱中普通犯人对政治犯是十分敬重的。特别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后，甚至监狱官员和员警也倾向对他们同情。
不过，廖亦武在中国作为一名诗人的前景是极其暗淡的。他将作为有罪的政治犯于1994年3月离开监狱。 除非对那次天安门事件所下的“反革命暴乱”结论被彻底地推翻，他决不会再被中国官方文化部门任用了。当然，那些主要的和极其保守的文学诗歌杂志也无法或者不会愿意刊发他的诗作。他也将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下，以仿他再次卷入地下诗歌刊物中。
天安门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前卫地下诗人全然放弃了诗歌。许多诗人得支撑家庭，而且也被来自官方的重重压力和搔扰弄得皮惫不堪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物价的上涨，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也在上涨。必然使他们整天繁忙在工作中，加之通俗文化和电视文化占据了人们极大多数的时间，给诗歌创作和阅读留下的时间也就极少了。
然而，仍有极个别顽强的人坚持着，同中共为愚弄大众而调配和灌输的物质主义和政治上认可的文化( 即那种不用置疑的、浅陋的精神食品)进行斗争。 通常是在妻子和朋友们的支撑下，继续不断地创作不妥协的诗句，忠实地保持着他们自己的理想、艺术价值和原则，虽然，他们完全知道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要得到出版，甚至他们要获得工作的希望是多么的渺茫。
但是，他们起码忠实于自己和祖国而在自由地写作。我相信，廖亦武在1994年3月25日重获人身自由时， 他的选择必将属于那一群不屈不挠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