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意象与观念的宇宙——诗歌如何在现实里寻找美与善
就小说而言，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先锋小说昙花一现之后，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味或留恋的作品。很难找到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小说作为个人性存在者寻找审美及伦理性价值的适当例证，如果要举出一个例子来，笔者还是宁愿选择更经典更具说服力的六十年代的法国新小说，特别是罗伯一格里耶的那些相当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笔者会在针对小说的具体分析中再详加阐释。
从文艺创造本身来看，对于由强调感性再走到符号化的抽象的过程，要确定不移地达成这种指涉，显而易见就必须确立起新的语言风格，这不仅是词语本身，还要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叙事片断对于在时空中的连续性，即历史性本身进行系统化的解构。这一解构，成为了对艺术创造或艺术性再现的一种尝试，尽管是不那么太成功的尝试。从语言及文本角度来看，诗歌远远比小说具有这种冒险性的优势，就以来以诗歌见长的英文世界，笔者马上想起艾略特和史蒂文斯两个人，艾略特就是以他那些震惊性的诗作如《荒原》、《四个四重奏》而证明着诗歌如何适于这种词语的冒险并以诗性思维而获得更强烈的生命力。
再以史蒂文斯的观点而言，诗歌具有其特定的属于自己的生命，在这个生命中美学与伦理性的价值通过作为主体的诗人及客体化的诗作而得以集中的完满实现，在此，诗歌具有超越于它所创造的现实性的力量。他的作品如《生命和心灵的碎片》、《纯粹的存在》、《黑色的统治》还有著名的《弹蓝色吉他的人》都体现着这种强烈的感染力。通过诗作展开的不仅是一种文本意义的语言性的艺术欣赏，同时也是一个深入而浩瀚的内心世界向读者开放，诗歌以寥寥数语便展开了一个意象与观念的宇宙。这个宇宙以其特有的美学与伦理价值而自在地存在着。下面笔者将简要地考察中国当代诗歌的轨迹，以便以汉语诗艺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从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朦胧诗，这是一种主体性心灵独白的方式，在文本上采用象征与隐喻的手法，而表现的是时代精神的创伤感。不做语言有了强烈的陌生化，在使日常生活的语言通过朦胧而获得诗性，同时也能在文本中体现着其伦理性意义。那种以个体性的人本主义为核心，体现着为正义与自由，为人性解放的呼唤与抗争，直至具有历史感的反思性，都很清晰地反映在这一时代的诗作中。笔者试举北岛、顾城、舒婷、杨炼为例证而分析之。北岛的诗作中突出体现着人本主义的普世精神，在他的代表作如《回答》、《宣告》、《结局和开始》等诗中，时代精神与深刻的跨越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的普世性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最为西方世界推崇的中国诗人。而舒婷则以女性角度的抒情，表达着积极的生命感，这这种深挚的生命感，在她那些耳熟能详的诗作如《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双桅船》中都有展现。以诗歌本身通过语言构筑起一个意象与观念的世界，并达到童话般的纯美，莫过于以悲剧命运终结自己的顾城。他的《生命幻想曲》、《一代人》、《远和近》、《感觉》、《弧线 》等诗相信能勾起读者诸公对于这个“童话诗人”的记忆。诗歌不仅表现着个体性并由个体性而延伸的自由民主及普世人权的伦理价值观，同时也经由对于社会的批判进抵到历史性的反思，并进而深入到文化的寻根。文化的寻根也是重新找到个人的心灵的一个朝圣之旅。杨炼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诺日朗》、《天问》、《敦煌组诗》、《西藏组诗》及《与死亡对称》都具有诗人试图以诗作的生命力超越于个体性局限而深入文化及历史的力量。关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具体分析，能够扩展很多，限于篇幅，笔者暂不赘述。
八，零度空间停止于冰点——当代诗歌自身消解的历程
上述是诗歌在美与善之中，即当其具备其审美与伦理价值时的一个简要的史蒂文斯式的回顾轨迹。然而史蒂文斯式的经由个体性诗作进而抵达文化及历史性的诗学生命实践，在其试图通过语言的暧昧化而以诗性创造一个内外交融的宇宙，却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主体与客观世界二元对立的悖谬性。笔者曾经分析过作为一个有限存在的个人在实生活中必然存在着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悖谬性，这一悖谬，在承继、创造与保护文化及价值的知识分子群中尤其突出。而诗人，以其情感性的存在，在以诗性想像，突破这客观精神并超越客观文化的局限，这种突出的非人格化的力量会形成不可思议的阻碍，直至诗人再度退缩到他个人化的那个受局限的世界中去。
对于个体性退缩的考察可以看出在以词语游戏而把客观世界简并与限制，就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把事物及与事物所指的观念与意象简约化，直至个体性内在生命的衰弱。这个过程可以随着朦胧诗人的衰微，而新生代诗人走上诗坛的现象为例证。所谓的新生代诗人是一个异常驳杂的群体，或者被称为“第三代”，“先锋诗歌”、“实验诗”、“后新诗潮”。其中又分出种种昙花一现的流派，例如“非非”诗派的周伦佑、蓝马、杨黎、尚仲敏；“他们”诗派的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陆忆敏等等。作为一种对于由朦胧诗经由诗性生命而建立起的审美与伦理性的反动，无论是审美性的价值，还是道德伦理的关怀，以及对于文化及历史的反思，在这些所谓的“零度价值”、“零度情感”、“零度空间”的诗歌写作中都被取消。如同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一样，反崇高的去魅化，消解深度与审美情趣，消解伦理判断直至取消善恶分辨的价值，而语言上也以所谓“丧夫性”，“垃圾化”，“无头无脑”为特点，文本的特点是戏谑与反讽还有粗鄙。从朦胧诗的情感审美进展到后现代的颓废风格；由文化及伦理性的反思过渡或堕落为单纯的肉欲渲泄，诗性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对于传统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性，对于现实及历史的审美性批判精神也愈加淡薄。诗性不再与生存的现实结合，也就失去了诗性本身的生命力，由此，很自然的结果便是诗歌在大众间愈加失去其影响力，愈加边缘化。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日益网络化的全民博客写作的时代，诗歌更多地变成了游戏，不仅语言更走向于日常化，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写诗软件，无论是现代诗或古诗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电脑的创作，甚至在今天，那种诗歌的严肃创作竟然已经成为一种声名狼藉的东西，这表现在不久前互联网中对于所谓“丽华体”诗歌的模仿与恶搞，就是这种诗歌恶俗化的表现。通过笔者上述对于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简要分析，这种恶俗化显然是一种很有逻辑性的自然结果，对于这一现象的更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是一个很重要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课题。
九，大地的立足点在哪里？——诗人再度直面生命荒谬性
从恶搞与恶俗化的诗歌再回到那些古典的直至今天依旧具有生命力的诗歌，显然能够得出的结论：在文艺作品中最具有自性生命的诗艺，在经由对于个体性及客观性的融合而获得生命后，也会由于过度的语言游戏与文本冒险而失去生命，并被边缘化。作为文化的文学与艺术，从作为封闭自足、自在自为的系统中分离出自身，以其本质性的生命而超越于现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或者叫作活的诗艺，才在具有彻底的自我指涉性的同时，也满足了他向的指涉性。这种同时在内在与外在的满足，使得诗歌，这一特别体现着自我主观的创作，在现实主义中找到了其根本的根基。而这种创作的形式，也是在一切时代中那些最伟大的诗人的共同倾向。
诗歌并非是在语言性或文本冒险之上的乌托邦，它也由其自身生命的变革精神从而构成自身的存在。那种种诗性的实验，经由词语或文本的丰 富变形所具有的试验，所带来的只有意象性的空虚感和观念本身的贫乏，毕竟在诗艺最根本的地方，是那种对于内在与外在世界之本质的静观，诗歌是以自己的沉思性而非行动性而认知与体认着世界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诗人或深刻体味着自身的悖谬的个体性存在的人，是以一种类似存在主义的方式而活着，虽然在自身的经验和体味以及在自身的创造中有种种的虚构性，但依旧脚踏实地于这个客体世界，以自身的救赎而对抗着生活的无意义及生命本身的荒谬性。在这个荒谬的背景下，一个活在二十一世纪，经历过种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者，当他坚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以自由的理念，在其情感体验和思想中贯彻始终，他就会睁开眼睛，重新面对着现实的沉重与历史的深重，重新在现实主义中找到坚固的实在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