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29日 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首屆「寫作自由獎」及傾向雜誌社「傾向文學獎」頒獎儀式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紐約華人文學界人士、政治議人士、學生及學者八十余人參加了這個以「寫作自由」為主旨的頒獎儀式。
儀式由貝嶺主持﹐中國獨立作家筆會主席劉賓雁﹑副主席鄭義主題發言並介紹獲獎人。中國獨立筆會首屆寫作自由獎獲獎人是現居北京的作家王力雄。現居四川成都的詩人、作家廖亦武則是第二屆傾向文學獎獲獎人。
王力雄為山東人﹐1953年生於吉林省長春市。1966年小學畢業﹐時逢文化大革命﹐從此中斷正規教育。1968年，被長期拘押的父親自殺 ﹐1969年，他隨剛從牛棚釋放的母親下鄉「插隊」四年﹐期間開始寫詩。1978年參與北京民主牆運動﹐在地下文學刊物《今天》上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永動機患者〉﹐1980年，開始全心投入寫作和研究工作。1985年，長篇紀實小說《漂流》出版。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1年，出版長篇政治幻想小說《黃禍》﹐1999年，該書被《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一百本最有影響力中文小說第41名。1998年，出版著作《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 1994年，發起成立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1995至1998年，撰寫完成《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1999年，在新疆進行田野調查時，以「竊密」罪名被捕﹐囚禁四十二天﹐此經歷寫成〈新疆追憶〉一文﹔同年在美國出版中文著作《自由人心路》一書。2001年，發表公開聲明退出中國作家協會。2002年，創辦「遞進民主」網站，在海外出版著作《與達賴喇嘛對話》。
廖亦武是詩人、作家及中國底層社會研究者，1958年生於四川。曾任報刊編輯，也曾在街頭賣藝﹐擅吹簫和詩歌朗誦。七十年代末開始寫詩﹐八十年代初期參加地下文學活動﹐是四川地下詩刊《現代主義同盟》﹑《中國實驗詩歌》﹑《巴蜀現代詩群》﹑《漢 詩》的主要創辦人。1987年，廖亦武發表重要長詩《死城》﹐1989年發表寓言體長詩《黃城》和《偶像》﹐1989年6月，創作長詩《大屠殺》﹐並錄製同名詩歌朗誦磁帶。1990年他創作《大屠殺》的姐妹篇《安魂》﹐並因拍攝詩歌藝術片《安魂》被捕﹐判處有期徒刑四年。1999至2001年，進行《中國底層訪談錄》採訪工作﹐易書名為《漂泊﹕邊緣人口錄》出版後，被國家安全局和新聞出版署勒令全面禁售。廖亦武創作有自傳體小說《活下去》。已完成卷一《漢人﹕一個城鄉家族的因果輪回》；卷二《群魔﹕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虛構》卷三《黑道﹕20世紀80年 代中國彈22320地下文學野史》；卷四《天劫﹕八九前後的個人主義證詞》及卷五《殘垣》。廖亦武的其他作品有：地下出版詩集《古拉格情歌》、《死城》、《美麗與死亡》；地下出版隨筆集《說謊的石頭》。他親自朗誦、吹奏並製作了地下出版音樂磁帶《簫與嘯》《叫魂》和《漢奴》，1999年，他編輯了兩期地下刊物《知識份子》雜誌，出版有《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一書，完整敘述了民主牆的歷史，並附民主牆時期的史料照片，被中國新聞出版署列為禁書。 2001年1月，廖亦武化名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中國新聞出版署勒令從市場上全部撤回並予以銷毀。
頒獎儀式過程
貝嶺(筆會執行主任)公告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首屆寫作自由獎獲得者為作家王力雄，第二屆傾向文學獎獲得者為詩人廖亦武。
劉賓雁(筆會主席) 致詞並介紹中國獨立筆會中心首屆寫作自由獎獲獎人、作家王力雄。
鄭義(筆會副主席) 致詞並介紹第二屆傾向文學獎獲得者、詩人廖亦武。
美國筆會中心自由寫作項目主任Larry‧Siems 代表美國筆會致賀辭。
陳軍代表中國獨立作家筆會致頒獎辭給寫作自由獎獲得者王力雄。
王丹代表筆會頒獎牌給寫作自由獎獲得者王力雄並發言。
孟浪致頒獎辭給傾向文學獎獲得者廖亦武。
夏志清代表《傾向》雜誌社頒傾向文學獎獎牌給康正果（代表廖亦武）。
由於廖亦武本人不能出席，由康正果代唸廖亦武的獲獎感言。
寫作自由獎獲獎人王力雄的獲獎感言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今天在這裡接受「寫作自由獎」，我深感榮幸。借此之機，我想與大家共同探討一下「寫作自由」的含義。
對於每天以千百噸計生產文字的中國來說，數十萬文字製造者當中有官方供養的文人，也有眾多號稱的「自由撰稿人」。前者這裡不必多說，後者所冠之的「自由」是什麼自由呢？——應該說那不是寫作本身的自由，而是接受定貨與出售產品的自由。不錯，寫作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這種商業上的自由。
比較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雕琢語詞、孤芳自賞、把玩風月逸事，以及「為藝術而藝術」的翻新和探索，在今日中國都不再受官方打擊和整肅，甚至可能名利雙收。不錯，寫作在今天的中國也已經有了這種藝術上的自由。
應該肯定，寫作有了商業和藝術的自由，比沒有這些自由當然要好。不過我更想說明的是今日中國寫作還沒有的自由——那就是面對真實的自由，堅持正義的自由，揭露邪惡的自由，以及反抗強權的自由。
這些自由，在某些寫作者眼裏並不是最為要緊，因為對個人而言，有了商業和藝術的自由已經可以過得很好。固然他們也會有所抱怨，也要在不自由中求自由，但他 們所求的自由並非是對不自由的反抗，而是對不自由的認可。所謂「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那「矩」即是被不自由所限定的邊界，只要能夠放棄對邊界之外的自由的追求，就不會感覺到邊界的限制，從而也就實現了他們個人的自由。
我所看到的（我希望我的看法有誤），今天中國的作家大都滿足于這種「不逾矩」的自由，在「矩」中過得不錯乃至遊刃有餘。中國的權力體系已經很善於給文人編織金絲鳥籠，隨時攤開一份關於自由的交易合同：我給你寫作的商業與藝術自由，你放棄寫作的面對真實、堅持正義、揭露邪惡和反抗強權的自由。在其他國度裏作家首先挺身擔當社會良心的情況，很少在中國發生。我們的作家同行對此心安理得並能振振有詞，依據就如高行健先生在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答詞中所說——「文學原本同政治無關，只是純然個人的事情」。在我看來，身為自由社會之公民的高行健先生如是說無可厚非，生活在中國的作家以此自我辯護卻是一種錯位。我當然深信，任何對個性的張揚、對實現自我的追求，對於專制統治都構成一種瓦解。但是，追求決不是逃避，在今天的中國，閉眼不看、絕口不提邪惡和強權的「純然個人」的寫作自由，只能是一種放棄社會良心的自由——恕我言重——甚至是與邪惡和強權同謀的自由。
我不反對寫作自由首先是一種內在精神的自由，但是我也不認為那內在的自由可以與外在的不自由彼此相安。寫作不是寫字，寫作的內容和使寫作具有意義的思想與 外在世界緊密相聯。如果我們對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聲，內在的自由又從何而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考慮，我認為在今日中國，面對真實、堅持正義、揭露邪惡以及 反抗強權，應該是寫作自由的第一要義。如果不考慮這些自由，寫作自由的概念就成了虛偽空洞的侈談，我們今天相聚於此也就沒有了來由。
也許犬儒主義者們不會接受這裏所談的正義、良心等說法，他們最擅長的是質疑誰有資格去判定何為正義何為良心。對此我至少可以這樣回答，只要專制權力依然橫行於社會，就說明正義肯定尚未實現，只要世間還有苦難者的哭泣，誰有無良心就可以一目了然。
感謝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授予我「寫作自由獎」。我深知本人並無值得一提的文學成績走上這獎台，讓我來此只是為了昭示一個原則——作家的身影要始終傲立於權勢對面，而非在幫忙和幫閒的行列裡遊走。
感謝每一位來賓，我知道你們遠道而來不僅是為了參加一個頒獎儀式，而是在企盼寫作自由終能在中國實現，並期望寫作自由的精神照亮每一個寫作者的靈魂。
謝謝！
廖亦武的「倖存的狗崽子」──傾向文學獎答謝辭
一九八九年六四淩晨，我寫作、朗誦並錄製了長詩《大屠殺》，作爲對北京血案的同步回應。當吼出詩的結尾句：「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屠殺中只有狗崽子能夠 倖存」時，在場的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竟抱住四肢趴地的我，狼一般地淒聲嚎啕──這一場景斷送了我作爲詩人的前程，也粗暴地塗改了一批地下詩人的命運。
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我被判刑四年；其他二十多位涉案者分別在牢裏呆了兩年、兩個月、一個月或幾天不等。我沒有享受過政治犯的待遇，在看守 所，我自殺過兩次，轉了四個監舍，親密接觸過二十餘位死刑犯。我受過背銬、電棍、繩索、耳光、拳頭的馴化，有一次，我因爲唱歌被獄警聽見，就被提出監房， 光腳蹲在滾燙的太陽地裏，罰唱一百首歌。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三十多首就卡殼了，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棍戳入 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麽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 誰？……」
在牢裏，犯人不准直起腰來跟獄警說話，天長地久，我就養成了狗一般蹲著的習慣。但我的心靈沒有蹲著，它象鳥，甚至比鳥飛得更高；它在越獄，在沒命地 逃跑；它穿行在六四遇害者的冤魂中間，並與他們一道尋求遙遠的自由。子彈追不上心靈，於是我在最後一年的刑期裏，拿起筆寫作，並跟一位80高齡的服刑和尚學會了吹洞簫。此時，作爲詩人的靈感已一去不返。
連詩皮也被扒了，我只剩下血淋淋的骨頭和筋。周圍的人也只剩下這些，於是我照實往下寫──這就有了五卷本長篇作品《活下去》的開端，有了三卷本《中國底層訪談錄》和其他散文作品的開端。獄內獄外，這兩個系列的著作耗掉我十年光陰。
我承認，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很可能把老本賠得精光的賭博，但是我這種記憶良好，擅長揭人老底的廢物能幹啥呢？出獄後，人們早忘記我是怎麽進去的，幾乎所有的文學界故交都與我劃清了界限，那些標榜先鋒或前衛的經院評論家們，與官方構成的默契是： 自覺一次次改寫書面的歷史，檢查並剔除我這類的異端的名字。
我承認，這對我情感上那丁點殘有的文學虛榮有所損傷，但徹底讓我告別「詩人」或「作家」的是一則足以引起人民公憤的謠言：「廖亦武是瘋子、獄霸、變態狂，他居然強迫同監囚犯舔他的生殖器。」──在1998年，我主編《沈淪的聖殿：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以此洗清渾身穢跡，變相說明自己與精神病無緣之前，這則謠言廣爲傳播，幾乎成了廣大文人們從道義上置我於死地的鐵證。
六四亡靈在上！我是個苟活的狗崽子，在政治和生活的雙重暴力下，我四肢趴地矮下來，但我有脊樑、有血、有眼淚，我以後不希望別人以詩人或作家這樣的名稱來侮辱我。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底層見證者，只比那些看見了聽見了受夠了煎熬卻無以訴說的大多數中國人幸運。我沒有失去對詩歌、散文作品、對話、故事、音樂、竊竊私語等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沒有失去世俗的人間真情。
更重要的，我沒有失去與生俱來的，剝奪不去的尊嚴和榮譽感，這也是我樂意接受《傾向》獎的主要原因。
謝謝中國獨立作家筆會，謝謝《傾向》，謝謝各位同仁及朋友。
2002年6月 於成都
主席選舉和「執行主任」一職的由來
2001年12月，在貝嶺、孟浪的監票統計下，通過通訊投票或傳真投票的方式，劉賓雁以占筆會會員投票人中78﹪的贊成選票當選筆會主席（未定下任期時間）。
2001年12月，參考美國筆會的工作架構，貝嶺提議創設筆會的首個工作項目：自由寫作項目。貝嶺提請主席提名劉曉波、鄭義擔任筆會副主席、提議由孟浪擔任寫作自由項目召集人。
劉曉波謝絕提名「副主席」，認爲設一個「副主席」己夠，他以會員身份支持筆會運作。鄭義提議「副主席」一職，暫不公開。
2002年1月，主席劉賓雁傳真並寄來「手渝」︰「提名鄭義爲爲筆會「副主席」、提名貝嶺爲筆會「執行主席」、任命孟浪爲爲筆會「寫作自由委員會召集人」。
貝嶺堅持不用「執行主席」一稱，因為「主席」一職不宜有二，認為「執行主任」名稱平實，自行改名稱為「執行主任」。故，筆會「執行主任」一稱面世。
2001年12月和2002年8月，貝嶺分別和美國紐約州的yaddo藝術家之家（Yaddo Artist Colony）主任、美國新罕布爾州的麥道爾（MacDowel Artist Colony）藝術家之家主任先後會面，請求這兩所美國最大的作家藝術村每年能邀請中國的獨立作家來駐訪。會面時貝嶺亦提供了部份受迫害的中國作家的資料。兩個藝術家之家應允，在中國作家提出了英文書面申請和相關推薦信後（此類藝術村只接受以個人名義寫的可證明被推薦者文學成就的推薦信），他們會每年邀請英文可以交流及在英語環境可適應生活的中國作家來擔任爲期兩月內的駐地作家。筆會執行主任貝嶺亦請求美國筆會相助並獲允，作爲特殊情形，美國筆會的寫作自由項目將爲提名的中國作家另發推薦信。這些作家作品的英譯，簡歷的英譯，乃至為他們撰寫並填寫英文申請表格及申請信等繁瑣、耗時的工作則須由貝嶺及漢學家友人義工完成。此期間，在貝嶺、漢學家友人推薦和美國筆會的推薦下，曾入獄8個月的上海詩人陳東東獲邀，於2003年4月前往美國紐約州的yaddo藝術家之家（Yaddo Artist Colony）駐地30天。此類藝術家之家多年來曾先後邀請過多位本筆會作家駐訪，如楊煉、友友、雪迪、張慈及貝嶺。
2002年初，貝嶺代表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和美國筆會商談合作項目，請求美國筆會爲中國獨立作家筆會代爲尋求並申請美國的民間基金會資金資助。亦請求美國筆會會計全權代管、代存未來可能獲得的資金資助及一切可能的款項，實行財務監督。由於本筆會尚無任何資金或捐款，也未要求會員交會費。故，筆會從未在銀行開設帳戶。美國筆會在研議了貝嶺代表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提出的請求和建議後，予以同意。此一由美國筆會全權代管及代爲申請資金計劃，通報主席、副主席，並獲得首肯。
筆會最早的籌款活動
2002年，撰寫向美國民間基金會申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工作經費的英文籌款企劃書。籌款企劃書以美國筆會具名，為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申請資助。由貝嶺起草，由義工，美國漢學家（姓名暫隱）友人英文執筆，後由美國筆會工作人員和我共同修訂此申請書的撰寫共用數月時間，再由美國筆會寄至三個美國民間基金會，但均未獲得批准（一個剛剛成立，在美國社會尚無任何影響力和知名度的新創組織，暫無可能獲得補助是可以想像的）。
2003年， 請另一漢學家友人簡妮佛（Jennifer Salen）擔任英文助理（義工），繼續協助貝嶺修改原英文籌款報告、撰寫信件等。簡妮佛在2004至2005年繼續為獨立中文筆會工作。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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