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的基督徒，每天我們要面臨兩個“律”，一是“律法”，二是“法律”。律法又稱“約”，即聖經，指的是神所頒發的條例，是我們屬天行為的最高准則﹔法律指的是人所頒發的條例，如憲法，是我們在地上行為的最高標准。這兩者大部分時候是和諧統一的，如“律法”與“法律”都禁止殺人，等等。但有時，兩者會沖突，例如政府某些官員對宗教自由的解釋往往非常狹隘，要求信徒只能在政府認可的教堂，也就是“三自”教會里談論福音、敬拜，如果一個基督徒在一個村庄傳福音，往往會產生緊張局面。這就是律法與法律之間的沖突，故產生了彼得的經典問題：“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　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徒4：19）本文就是希望簡要闡述一個基督徒的法律觀。
中國正步入一個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強調法治與法制，對此我國領導人有非常清楚的認識。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傳統上人治的國家。人治，就是一個人，或几個人的話就是法律，一個人或几個人的意志就可左右全國的公民的生活。在二十多年前，中國甚至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國家。那個時候，一位領袖的一句話就是最高指示，比法律還重要。劉少奇這位國家主席沒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就被迫害致死，死時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了。中國這五十年來，因政治和宗教原因而受迫害的不下百萬，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因為中國當時處于一種人治傳統的結果。
　　今天的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日益意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因此中國共產黨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要“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我們作為新中國的公民，理當擁護黨中央的精神，不光要自己積極地遵守國家的法律，也當積極督促政府官員遵守國家法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要做到前者其實不難，要做到后者就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包括我們基督徒巨大勇氣和智慧。可以說，叫政府官員守法比叫一般公民守法更難。因為他們手上有權，而我們是一無所有（林前1：26－28）。因此我們面臨的責任是相對艱巨的。正因如此，許多公民，包括基督徒一般就根本懶得來理會這樣的問題。
　　今天中國走向法治社會也有著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國內的法律要與國際法接軌。同時，中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在世界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聯合國的許多法律，中國都簽了字，這樣就自動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社會和國際法的監督之下，這說明我國政府有勇氣走向法治。據2001年11月5日《檢察日報》載：入世后，中國有2000多條法律法規、1200多條司法解釋將作修補，建立與WTO規則相適用的法律體系。
　　聖經從人類的一開始就強調法治的觀念。聖經由兩部分組成：“舊約”和“新約”。（其實，聖經應該稱為“聖約”，聖經的“經”一字是受中國傳統影響而譯。儒家有“四書五經”，道教有“道德經”，佛教有數不清的“經”。“約”與“經”不一樣，“經”是用來給人念的，“約”是給人遵守的﹔“經”是許多書中選出來的“經典”，“約”是神的啟示）。“約”就是法治觀念的最初形式，“約”就是針對罪而言的。人類如果沒有罪就不需要“約”，或曰法。人因有罪，故一定要受到一定的約束和懲罰。聖經告訴我們神是無罪的，而且神是最高法官，他又是一位無所不能的神。對于人類的罪，神怎樣懲罰也不過分，但是神為了體現他對人的愛和公義，他竟然與人類簽約，表明他愿意將自己置身在一個限制下。可見，法律觀念從一開始就是基督教的核心內容之一，而且法的源頭是神，這樣才可說，法是神聖的。
　　因此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基督徒不僅可以在道德、經濟方面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也可在法治建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或者說，中華民族可以從聖經中得到巨大的精神資源，來幫助整個民族走向黨中央制定的方針，使中國走向法治的道路。有一次警察抓了一位傳道人，這位傳道人告訴警察，其實他們是同志。警察問，他怎么會變成與這位傳道人成了同志呢？傳道人回答說：你對付外在的罪，我們對付人內在的罪，內在的罪消除了，你也就不用去為外在的罪操心了，我們豈不是同志？這位警察聽后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縱觀全球，所有的自發成為法治的國家都是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日本不是自發成為法治的國家，而是在二　　戰后，在美國的刺刀下改革成法治國家）可見，基督教對中國走向法治一定可以起建設性的貢獻。
　　那么，一般的基督徒如何對中國的法治建設作出有益的貢獻呢？那就是學好聖經，也能略微了解中國法律。如果一個中國的普通基督徒能知道如何愛主、遵守法律，知道如何用現有的法律來保護自己，這就將是基督徒對法治建設最好的貢獻。當一些執法人員執法犯法時，我們基督徒有勇氣當面向他們指出，或在適當的時機向有關監督部門反應，從而維護法律尊嚴時，那就是我們基督徒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最大的貢獻。但很可惜，我們今天的大部分基督徒對許多的違法現象還是敢怒不敢言，這樣就不能達到黨中央“違法必糾”的要求。我國的法治還不是很完善，鄧小平先生告訴我們法治制度“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1因此我們應該幫助政府完善法治。主耶穌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太5：17）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基督徒的禱告不是要廢掉社會法律，恰恰相反，我們是要來成全社會的法律。一個更好的基督徒，一定是一個更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社會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神的律法）
全面地了解律法而且也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實際問題，但教會內部至今卻很少討論這一課題。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內部仍有強大的極左思維慣性，將一切泛政治化，使得我們基督徒不敢輕易來討論這個題目，因為我們一旦涉及“法”這個題目，極左人士就會說有基督徒在反黨反政府。同時極左思想認為，基督徒傳福音會削弱黨和政府的領導，最后會危害政府建立的根基。
　　另一方面，也因教會內部基要派的影響，認為我們基督徒不應關心政治，而法律在中國就是政治。“法與政治的關系最為直接，法有時被看作政治的一個方面。”2 “政”與“法”是聯在一起的。討論法律會給人不屬靈的感覺，甚至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第三個原因是，中國人本身就不喜歡打官司。中國人遇到麻煩，寧可私下了結。許多時候，基督徒也是如此，當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時，寧可交點錢去息事寧人，想以此了難，但往往事與愿違，這樣做實際上是違反法治精神的。一個守法公民應將錢花在法庭，而不能將錢拿去賄賂貪官

什么叫“成全”
1．“成全”的第一個意思是，人類沒有能力與辦法來滿足約的要求，那么，上帝就更進一步，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了肉身”，根本目的就是要滿足約的要求。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上了十字架，這樣從兩方面來滿足約的要求。一是，罪的代價就是死，所以，耶穌的死是為了贖我們人類的罪。第二是讓我們凡信靠他的人有力量來戰勝罪。人間的法律是要來對付外在的罪，也就是有行為表現的罪，而主耶穌要我們對付的是人內在的罪。在說完上述的話后，主耶穌接著說：“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無緣無故的”五字）﹔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太5：21－22）
　　主耶穌的這段話很清楚，“不可殺人”是法律所定，法律能夠做的是給人定下做人的最低道德底線，禁止人做一些敗壞的行為。而主耶穌卻要求信他的人連怒也不能動，如果一個人連怒也不動的話，那他當然也就不會去殺人了。
而主耶穌所說的愛敵人，就更是成全律法了。如果一個人時時刻刻所思所慮都是如何去愛人，甚至他達到一個境界，他連敵人也原意去愛，那他就根本不會想著要去報復他的敵人給他帶來的痛苦，不管這痛苦有多深。羅馬書說“13：8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9象那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10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這句里的“完全”原文中就是主耶穌所用的“成全”。中國教會有句俗話說得好，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罪犯，多一間教會，就少一間監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2．“成全”的第二個意思是，我們要有勇氣突破那些不合理、不合上帝律法的一些人間法律，這就是先知了。就像彼得一樣，我們要照神所說的，而不是照人所說。在神與人起沖突時，我們只能照神的意思去做。但這樣一來，我們基督徒會往往遭到迫害。這就需要我們的勇氣。以前買賣奴隸是合法的，但在基督徒的不懈干預下，最后人們廢除了奴隸買賣。以前中國婦女都必須裹小腳，但在基督徒的呼吁下，最后這一殘害婦女的陋習得到廢除。但當時中國土大夫都說，基督教不尊重中國傳統，是要廢除中國傳統。
法律的產生
　　法學界的人一般認為“法的產生與原始社會后期社會經濟、組織、文化的一系列變化密切相關”3這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是有一定的道理。但聖經卻從問題的根本上明確告訴我們，法律的產生是在罪產生以后，可以說，沒有罪，就沒有法律的必要。比喻說版權法，如果沒有人去盜印，又何來版權法？人做生意時為何要定合同？人們的解釋是先做小人，后做君子。這話的意思是，合同就是要防止小人，防止有毀約的現象。法是用來懲罰罪的，所以在人類最初時，也就是還沒有墮落前是沒有法律的。
　　聖經第一起官司在人類因罪被驅逐出伊甸園后不久，該隱將他的兄弟亞伯給殺了，于是亞伯（的靈魂）就在大法官耶和華面前上訴：耶和華就對該隱說：“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里向我哀告。”（創4：10）最后耶和華讓該隱為自己的罪付出了很重的代價，不過耶和華沒有判他死刑。
　　耶和華看到人越來越不順服，于是就與人類立約。“約”這個字首先出現在創世記6：18，“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此后一直延用到新約時代，直至神藉著耶穌基督與人立下的新約為止。在某種程度上，聖經舊約中的一部分相當于我們社會中當今的法律。舊約有約束全社會的權力，今天的法也是對全社會有約束力。在新天新地到來之前，這些法律都會有其作用，因為只要罪存在，法律就會存在。但主耶穌賜給我們的新約可以幫助我們完成舊約 或者說幫助我們完成今天對全社會有約束力的法律。
　　在以掃出賣長子名分給雅各的故事中（創世記25：27－34），我們看到那時已有繼承權的概念了。不久我們讀到了人類最早之一的一個勞務合同，這合同是雅各與拉班所簽（創世記29：15）。雅各給拉班做了14年的打工仔，最后才自己做了老板。
　　摩西既是行政長官，又是審判官。“第二天摩西坐著審判百姓，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出18:13）大概百姓請摩西審判的都是一些民事案例。后來，摩西的岳父葉忒羅幫助摩西設立了一個相當于一個五級審判制（出18：21－22）。摩西就是最高法官。我國現行的審判制也基本是五級制（如果行政法規也算在內的話，如判勞教）。
　　舊約中最重要的事莫過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時，耶和華向摩西頒布十誡了（出20）。十誡的前四誡是特別對神的的選民而言的，后六誡則是對地球上任何人而言的，不管你信不信上帝。緊接著，在出埃及記第21－23章，耶和華又詳細闡述了十誡的意義。今天西方的法律制度可以說是直接淵源于十誡。西方的法治精神也是直接源于基督教。
　　法律（律法）的作用：叫人知罪（羅3：20－21﹔7：7）﹔法律產生在罪之后（羅4：14﹔5：13﹔加3：19）﹔法越多是因為罪越多（羅5：20）。現在我們社會各種法律多如牛毛，達到了兩千部法律、法規，就正証明了聖經這一真理。這就是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悖論：越走向法治，越說明社會的罪越多。法律引導人走向恩典，因為法律不能讓人成聖，但可喚醒人需要尋求神的憐憫、恩惠和救贖的意識（羅8：2－17）。
　　所羅門就是一位好法官。所羅門在上台伊始，就遇見了一樁棘手的案子，兩個妓女爭一個孩童（列王紀上3：16－28）。憑著神給他的智慧，他完美地結了這個案子，成為千古絕唱。在這個案子中，我們首先看到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妓女也有權利來到法官面前打官司。第二，我們看到，一個法官是否能秉公義辦案，將直接決定法律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所羅門辦完此案后，人們產生了對所羅門的敬畏，其實也就是對法律的敬畏。
在先知書中，我們反復讀到神的這一屬性：聖潔、公義和公平。神恨惡罪、不義和不公。其實，聖潔、公義和公平是任何國家立法的根本基礎。偏離了這一基礎，法、法庭和法官都不能接受時代的考驗。耶穌說：等他實行了公理，叫公理得勝（太12：20）。這里的公理在英文版聖經中用的是“justice”，即公義、公平。
我們既是地上的公民，又是天國的公民。我們成為基督的門徒后，本可直接回天國，去享受天國的一切福份，但神并不要求我們這樣去做。主耶穌不求要我們這些基督徒離開世界（約17：11﹔15），因為我們還有大使命要完成。同時我們在等候：“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腓3：20）”等候當然指的是在這個世界等候，那么，在滯留于這個世界的日子里，我們就得與人間的法律打交道，這樣我們就面臨了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我們對人間的法律應該采取什么態度？
　　基督教強調，基督徒對人間的法律，不管是在哪一種社會制度，在一般情況下，只要不與聖經嚴重相沖突，都應該遵守。這就是為什么基督教是超時代、超人種、超社會的一種信仰。
　　在舊約中，耶和華就是這樣要求他的子民，不管他們是在埃及，還是在巴比倫，他們都得順服當地政府。就是被擄，也得為統治者求平安。耶和華透過耶利米說：“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29：7）。智慧書講得很清楚：“王子和首領，世上一切的審判官，都是藉我掌權”（箴8：16）。在主前63年，羅馬帝國控制了以色列一帶。當耶穌出來傳福音時，許多人都盼著他來帶領以色列人推翻羅馬的統治，但主耶穌明確地拒絕了這一要求，而且要求以色列公民按時納稅。當時以色列有奮銳黨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羅馬政府，但那不是主耶穌的目的。主耶穌甚至招了一個奮銳黨的人作他的門徒。從舊約到新約，神的啟示都是一致的，作為公民，無論我們生活在什么樣的環境，我們都應遵守當地法律，以及順服政府。
　　順服掌權的最好辦法就是維護法律的尊嚴。如果你被打劫，而你不報案，去默默地忍受，實際上你在變相地慫恿犯罪。許多警察常常感嘆，如果第一個婦女在受侵犯時就來報案，那以后的許多案子都不會發生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要由一個人治的國家走向法治的國家，基督徒要起鹽和光的作用。這應該成為常識：自己在辯護時，實際上你就在為別人辯護，在為公義辯護。你為自己辯護不是反政府，恰恰相反，是在維護政府的威嚴。
　　基督徒能不能不參加“三自”而存在呢，其實，目前的法律已作出了明確規定。聯合國大會于1966年12月16日通過了划時代的歷史文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代表我國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該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也通過了這項法律。我們來看該公約第十八條：“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根據這一條，家庭教會的聚會最多可算是一種“秘密地禮拜”。秘密禮拜，就是不讓人知道的一種活動。而且這里特別提到是可集體禮拜，集體者，多人也。根據這一條款，家庭教會的聚會都是合法的。但實際上，家庭教會基本上都是公開的，我們也愿意公開。許多家庭教會之所以轉入地下，完全是因為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如何來理解“宗教信仰自由”呢？一般公民享有的自由，宗教信徒都應該享有，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了。但很可惜，今天仍有許多地方宗教法直接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相違背，致使一些基督徒仍要問彼得的經典問題：聽從人，不聽從神？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基督徒不要再問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