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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筵-云游在中国西北的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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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在中国西北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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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竞雄 更新时间：2006-4-14 |
〔编者按：本文转摘录于2003年第十期《改革内参》。这份内参据说是只有政府官员才能阅读，在本文中我们可以了解世人对基督教，尤其是对家庭聚会的看法。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世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觉得，世人对基督教看法的改变也是上帝在中国的作为之一，故摘录。〕
“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赶走生活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在中国西北最落后和贫困的一个山村里，众多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用她们尘封了一辈子的粗哑噪音，虔诚地面对十字架唱起“赞美诗”。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最贫困、落后、封闭和饥渴的土地上，基督教迅速传播。在当地许多人看来，“上帝的福音”让原本忧患于生存的人们，忧患于灵魂的得救；让原本乐于赌博和迷信的众人，安乐于每日必修的祈祷和祝福。总之，基督教让那些原本
“土得掉渣”的人们换了一种活法。
那些传统的农村宗教社会，解构为一个个独立而虔诚的信徒的集体，而乡里乡亲变成了“弟兄姊妹（基督徒相互的称呼）。”
歉收的西部，“丰收”的上帝甘肃会宁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刘彩屏默默地生活了40多年，在一间家徒四壁的泥房子里生养了5个孩子，全都是女儿。丈夫李一山，比他的妻子更木讷寡言。
到今年，整个会宁已经连续6年歉收，刘家种的18亩山地，“种粮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洋芋也结不大，比娃娃的拳头还小，碎得很！”那么多娃，除了穿衣吃饭，大的要出嫁，小的要上学。村里人都说，他们一家苦透了。
刘彩屏在8年前归依了基督教，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她的全家大小也都成了“上帝的子民”。“我是在河北信的教，是上帝引了我的路。”刘彩屏始终不肯透露她怎样从这个山村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北，几乎是文盲的刘彩屏文诌诌地说了不少宗教术语：“日子还像以前一样艰难，但我不再觉得苦了，神要拯救世人的灵魂，现在我得救了，十字架的根就在我身上，上帝的荣光照耀着我和娃娃们。”
说到宗教信仰，刘彩屏眼中流溢出一种勃勃生机：“不信神的人没钱过春节心里难受得很，我不难受。世俗的人追求有钱有粮，吃喝对他们重要得很；信神的人追求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拯救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在现实生活中，上帝也在帮助我，神说不能懒惰，我和丈夫就勤勉劳动，我们的日子并不很难过。”
刘彩屏还深得基督教“爱”的真谛；“爱就是爱世人，求上帝赐福于他们。神能拯救世人，它能查看万人的心肠。”
刘彩屏对“迷信”有一番自己的解释：“上帝是真神，世人信的都乱神。”刘彩屏家只有一间房子，房子对面的山坡上还挖了两孔小窑洞，全家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一辆自行车，这是她每周去20里外县城教堂做礼拜的交通工具。家里黑暗的墙壁上贴满了基督教会派发的年历和书画，唯一的小木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圣经》和《赞美诗》。
这个破烂的家成为村子里的一个临时宗教集会点，没有文化的刘彩屏时常扮演召集人的角色。刘彩屏认为，信教让她领悟了人生，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去向何方。
“他们死了人不做法事，不扎花圈，不披麻带孝，不设灵堂，葬人没个章程，男女老少胸前别一朵白花，都直楞楞地站着，把花住死者在墓上一丢，再插个十字架就算完了。”
“他们结婚也简单，请个长老说几句就算完了，也不看日子，也不摆宴席。”
“盖房子不看地气和风水，不请阴阳，不拜土地神。”
“他们每天读圣经，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不和人勾勾搭搭。”
“男人不打女人，大人不打娃娃。”
……
“信教的人和常人不一样。”甘肃会宁北部山区“大沟”一带的基督徒与乡邻们和睦相处，而关于他们的各种评价也在村民们中暗自流传。在这里，“上帝”不仅使传统宗教让出了一席之地，就连统治中国教千年之久的“家神”、“灶神”、“地神”、“山神”和众多“邪神”也纷纷离位。
基督教“上山下乡”
甘肃一个叫关镇的县城，只有约2万人口，基督教信徒近5000人。在一群低矮简陋的乡村民居中，一座像模像样的小教堂静静地散发着“外来文明”的气息。
另一座城区人口只有一万人的小县城，如今基督教也已经是“硕果累累”，家庭宗教聚会吸引了众多的家庭妇女和城市劳动者。
在陕西兴平县，一些基督徒甚至会在大街上动员相识或者陌生的人“追随上帝的召唤”。
在西部任意一处最偏僻荒凉的山村，记者遇到的基督徒都愿息充当向导，并让出他们的房子请客人留宿。
甘肃农村里基督教文化蓬勃发展，甚至与传统文化全方位冲撞，引起了许多乡村学者的注意。从1980年起，中国大陆的宗教活动逐步恢复正常，“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取代了此前的“反对宗教迷信”口号。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上主要宗教都成为中国人公开信仰的合法宗教。不过，很多人设想到，源自西方的基督教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作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丁光训主教曾经公开表示，目前中国基督教教徒已超过1500万人，比起1949年时的70万教徒，已有很大发展。然而民间认为，中国的基督教信徒远不止1500万人。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基督教在中国大陆“上山下乡”，取得惊人的发展。
对于基督教的民间的传播方式，一位长老说：“上帝拣选信徒的方式是不同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以后，他就会主动思考信仰的问题，于是上帝就在思考中拣选了世人。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人，有人是从患难中被拣选的，有的人是在疾病中被拣选的。”
对于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一位乡里的司法干部认为：“西北农村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发达，社会经济、文化、通讯、娱乐事业都比较落后，老百姓的生活比城市人单调得多，人们缺乏精神寄托。”此外，“农村没有基本社会保障，生病是天大的事情。在我们这里，500元医疗费可以难死一个人。”基督徒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平和的”、“喜乐的”，正迎合了乡民们信仰的实用性，“信仰之后他们会逐步虔诚起来，改变原来的一些功利目的。”
这位自称“局外人”的干部，回忆了当地基督教传入的过程：“在基督教进入我们这个地方之前，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圣经和赞美诗，什么是圣诞节和复活节，大约7年前，一位外乡的姑娘嫁到了我们村老张家，成了他家的五媳妇。她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把张家连公公、婆婆在内上下几十口子人都发展成了基督徒。张家又在庄子上发展了一部分信徒，现在庄子东面那一片宅子里的人都成了基督徒。他们星期天都搞家庭宗教聚会，唱诗、读圣经、祈祷和祝福。农村信教的一个特点是，一旦家族中个人信教，那么整个家族都可能成为信徒。
每个信徒又成为一个忠实的传教者，他们在贫瘠而荒凉的山村里，用原始的传播方式，把基督的经典和要义，口耳相传地告诉身边的“世人”，并且深信这是自己的义务。
地下传教：上帝和法律的对峙
在甘肃最南部的陇南地区西和县，“贫困”两个字刻在那些盘山而建的土路上。大城市里的人很少会到这种地方来，哪怕是偶尔路过，他们也不愿在一个几乎没有柏油马路的县城逗留。然而在当地，人们曾发现了外国传教士的身影。一些人告诉记者，大约5年前，一对洋人夫妇定居在西和县郊的农村里，“专门做好事！”很多没有文化的人不知道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却能说得出他们的中文姓名。
“他们能吃苦得很，和我们一样吃洋芋、吃杂粮，一天到晚还高高兴兴的，跟农民混在一搭里！”“洋人”早已经离开了，基督教却留在了那个贫困偏远的县城。20世纪90年代中期，境外传教人士的足迹曾踏遍了整个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很多来华传教的境外人士都以旅游者甚至教师的身份入境，他们在从事秘密传教的同时，也冒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因为某些压力，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度相对活跃的外国传教人员活动至少在表面上销声匿迹了。
中国政府认可的宗教界人士并不赞成境外人士在华传教的做法，一间教堂的执事就此告诉记者：“中国份内的工作只能中国人自己做，外国人在这里做不好的。基督教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不仅没有打开信教的局面，而且还落下了不好的名声。外国人传教至今也还是国家所不允许的。现在中国人的精神很饥渴，我们自己可以做好传教的工作。”
对于基督教信徒的快速发展，村里人的态度各种各样。
年轻又有文化的人比较开明：“我认为信教的人都是思想比较解放的，性情比较善良的。基督教比传统的中国迷信要好得多，信条基本符合社会公德，而且给村里人带来了很多好的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基督徒本身也并不富裕，但是他们打心里在乐于帮助别人，也尊老爱幼，还要做义务劳动，平时不吵架、打架、不发牢骚、不攀比财富、与世无争、心态平和、不排斥众人，这些都很好。”
忙于生计的一些中年人则是另一种想法：“我啥都不沾，也不信教。不过我看这个教好着哩。庄上张老汉家6个儿子，都娶了媳妇，生了一地的娃娃，那是大家户，不信教的时候，他们在庄子上可凶哩，谁都不敢惹。光是他自家几十口子人内部都是斗来斗去的。打从信了教就好了，架都不吵了，对庄里人行善，平和得很！”
上了年纪的一些老人大多敌视：“信的那个啥么，不敬祖宗，不带孝，不敬神仙，不进庙门，看着吧，时间长了就知道，不能信。日子不好过，信了基督就能好过了？还是不好过么。”
“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正常的”
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宗教聚会只能在政府批准的合法聚会点进行。然而事实上，众多的聚会点处于半明半暗的状态。在兰州，基督教会掌握和了解的家庭宗教聚会点有80多个，然而宗教管理部门批准的合法聚会点只有30多个。一位长老不仅承认这些聚会的客观存在，甚至还明确表示了他对这种布道方式的赞许：“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的传播就源自家庭宗教聚会，这是最好的传播和信仰方式。进行人为限制既没有必要，也限制不了。”
那么为什么很多信徒不进教堂听长老布道，却喜欢进行家庭宗教聚会呢？有人透露称：“那些不方便在教堂里讲的道理就能很容易地讲了。”“不方便讲的道理”，主要指与唯物论哲学相抵触的“末日审判”等宗教预言。不但基督徒不讳言他们对家庭宗教聚会的热衷，就连在教堂里布道的长老也经常参与民间的家庭聚会。“这是我们的信仰，是光明正大的，不能把主当作羞耻埋起来。”一位知识分子信徒说。
对于宗教管理部门而言，家庭宗教聚会显然难以纳入有效的管理渠道，对于信徒的“发展”方式和布道内容不便掌握，对于境外的宗教“渗透”也无力进行防范和反制。从2002年10月起，一些县城的基督教会得到官方宗教管理部门的通知，未经批准的家庭宗教聚会点一律停止宗教活动。可相关部门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监督这些“地下”宗教聚会点的活动。对地方政府而言，比宗教聚会更重要的事情数不胜数，有限的政府财力还顾不到这些“不惹事”的宗教信仰。某县宗教科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年办公经费2000元，他们的宗教管理工作仅仅意味着公文的收发传递而已。此外，“宗教管理干部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少得可怜！”这是一位教会长老的评价。
种种原因使得基督教在相对贫困的西北地区得到较快的成长，家庭宗教聚会已经逐吸引了包括高等院校师生在内的众多信徒。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宗教史学者介绍说，宗教产生于苦难，在社会转型和动荡时期发展速度都很快，宗教对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给普通的人们提供一种近似合理的社会解释，“它安慰下层人民的精神，客观上也能够稳定社会情绪。因此没有宗教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不能把宗教当作洪水猛兽来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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