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家庭教会传道人蔡卓华因为印刷圣经捐献给贫困地区的信徒而被警方逮捕并被以非法经营罪控上法庭。正如网友全然败坏所言：蔡卓华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丝豪营利行为，连经营都谈不上，何来什么非法经营罪呢？
蔡卓华本质上就是一个思想犯、良心犯，他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思想行为，一个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行为。他之所以被逮捕不是因为他有非法经营，乃在于他在传播一种信仰，一种不为当局所喜悦的信仰，迫于国际文明的起码标准，表达这种信仰表面上看是合法的，但某些当权的人在内心总把这种信仰视作非法，因此一旦表达信仰者略有“越轨”，当局就要严厉弹压。但为了掩人耳目，传播信仰的人就会被冠以各种奇怪的罪名，如果不是非法经营，那就会有另外一个离奇的罪名。诸如：嫖猖、贩毒、偷窃自行车等。我们对这类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了。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由地传播自己的信仰，这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信仰的表达与传播自由同样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核心部分，是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也是政治文明应有的起码内涵。中国声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家，根据我所受到的教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很好地保护思想与信仰的自由表达，声称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保护得更好呢？所以，愚以为，北京警方与检方的做法与党中央依法治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努力是背道而驰的，也与要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相违背。
在中国，什么都缺，就不缺违法经营。一出门，满大街都是假货，盗版光牒、软件、畅销书以及冒牌的名牌服饰、手表等触目可及，这些非法经营都在公众场合合法地“存在”着。中国的假货不但充塞国内，而且也名震海外，连非洲、拉美地区也不能幸免，俄罗斯本来也是假货之都，但他们也对中国的假货在他们国家的充斥感到相当畏惧。而在国内，除突击检查之外，非法经营在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常态。就拿假奶粉事件为例，谁不知道那就是在公共场所光明正大地销售呢？知道了又有谁去管呢？没有人去管，因为这种非法经营是一个常态，直到毒死了人，毒死了人而且一定要等到媒体曝光，常态才会稍微被打破。
再说说同类事件，讲讲书籍盗版吧，时下的图书市场是：大凡畅销书，正版不到三成，盗版超过七成。以《水煮三国》为例，正版书卖出了100万册，盗版书就会卖出250万册。中国每年的畅销书多达数千种，盗版书的印刷者有数以千计，这样看来，仅在书籍市场，每年发生的非法经营事件就达数以百万计，每天就有数以万计的非法经营事件发生，有关当局为什么不把警惕的眼睛投向这些真正的非法经营领域去呢？蔡卓华印刷了20万本圣经，但他没有任何谋利的经营行为，也没有侵犯任何人的版权，传播的是一种和平和谐的思想，面临的却是可能的牢狱之灾。而另一些人，印刷了数以千万计的盗版图书，侵犯了别人的版权，谋取了暴利，但他们只要躲过几次象征性的突击检查，就可以“合法地”逍遥于法外。“违法不究，合法必究”，这有什么公平性可言呢？
抓捕蔡卓华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事件。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蔡卓华没有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也能肯定抓捕他的人违法。北京地方警方显然属于非法执法、违法执法。如果蔡卓华非要在现实的语境里充当一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是一个良心犯犯罪嫌疑人。如果他最终被依“法”宣判为一名罪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依旧是：他只是一个良心犯。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个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中，良心犯是不该也不会存在的。
蔡卓华案像孙志刚案一样，再一次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公民教育课，这个案件也再次拷问全体中国人的良知，它提醒我们，良心犯的存在，是中国法制致命的硬伤。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一个公民，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平地传播自己的信仰，这应该成为一宗罪吗？
蔡卓华案起于宗教，但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它的本质属于言论思想自由的范畴。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甚至是反基督教人士，都应该在这一案件中成为蔡的辩护者。因为基督信仰的传播自由消失，自由批判基督信仰的权利也会随之消失。同样地，如果基督徒遭难时，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当我们遭难时，也将没有任何人会为我们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