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些年头了，那一次我坐火车从昆明到北京，坐了两天多。下车后按介绍人给的号码，给蔡卓华弟兄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坐特6，到马连洼下车，我去接你。”一个小时后，车到了马连洼，果真一个很有精神的小伙子在那里等我，这就是蔡卓华弟兄。
蔡弟兄是湖南衡阳人，那年他才二十几岁，在北方人中，他算是个头不高，但却十分结实。他帮我提行李，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他家。他家十分凌乱，到处都是属灵的书籍。两室一厅的房子，一家四口人，他母亲，他弟弟，及他妻子，很挤，但其乐融融，全家都是基督徒，都十分爱主。这一家人在最开始给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他的母亲，我叫她蔡妈妈。
蔡妈妈是位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没有什么学历，但她老人家对《圣经》之熟悉，对经文理解之深刻，不输那些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她告诉我说，她将读经心得写了下来，已经有二三十万字，她想将心得整理成书。她带我到她那台老式旧电脑前，打开来看她的书稿。那时候，电脑还不是十分普及，家庭妇女能用电脑的似乎不多。蔡妈妈不仅直接用电脑写书，而且，她嫌已有的中文输入法太慢，她竟自己编了一种输入法。我一直觉得编输入法是种十分专业的知识，她老人家又是如何无师自通可以编写输入法的呢？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
蔡弟兄以前从事电脑行业，后来又转到保险业。其时保险业还是个新鲜领域，他带了几个人，爬高楼、跑机场，每个月都有可观的收入。这些收入要高出常人十几倍，但是，这个世界的精彩并不能满足他，他对生命有另一番追求。他经过不断的祷告，确信神已呼召了他去做主的工，就像当年耶稣呼召的那几个渔民，将自己的渔网搁在一边，欣然就主，他将自己的一个公司交给了一位朋友，全身投入了天国的事业。
96年，蔡弟兄与北京党校的一位讲师，北京的华惠祺弟兄，还有天津的一位弟兄在房山办了一个圣经培训班，有好几个省的年轻弟兄姐妹来一起学习圣经。在中国，基督教有两个系统，一个叫“三自爱国委员会”，一个是独立于这个“爱国委员会”的家庭教会体系。“三自爱国委员会”隶属于国家宗教局管理，许多基督徒觉得“三自”有违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下自发在自己的家中聚会，于是形成了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无人发号施令。大家普遍认为，“三自”教会有成员约两千万，家庭教会有成员至少五千万。“三自”教会体系内有十来个神学院，而家庭教会因为不被国家所承认，所以无法有属于自己的公开的神学院。但家庭教会对圣经训练的需要也是十分巨大。于是蔡弟兄就与其他人一起承当起这个责任。
在房山的圣经培训班办了大概几个月，就被公安局查办了。首先公安局找到了在党校的那位弟兄。公安局的线索是，这位弟兄将党校淘汰的课桌用到了家庭教会的圣经班，这些课桌上印有党校字样，结果才暴露，公安将他和妻子带走。说也巧，那天蔡弟兄刚好去找这位弟兄，一看情况不对，他就赶快连夜搭车离开了北京。当时公安将此案也是列为重点宗教渗透，竟然有基督徒渗透到了党校，其实，公安大可不必紧张，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话说蔡弟兄在外地躲了几个月，在躲藏期间，还不忘各地考察。那段时间他曾给我来信，谈他在各地的见闻，以及对如何传福音的思考。可以说，96年公安就要找他的麻烦了，他也常说，“要进去是迟早的事。”
那个党校的老师被关了一个月，释放后也被党校开除了。在他出事前，我还在他家住过，一间十来平米的小房间，他用一布帘将房分成两半，他和妻子住里面，我就搭地铺睡在靠门的地方。北京党校的校址是历史上最早的意大利宣教士利马窦的墓地，为皇帝所赐，北京有广厦千万间，但基督徒的生活大体上都处于贫下状态，像蔡弟兄一家的生活条件，有一段时间真是无法想象，但他们一个个对传福音乐此不疲。几年后我再去北京时，发现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据说北京的每个高校都有至少一个查经班，由蔡卓华弟兄带领的教会，由一个成长为六个，而且他还给全国各地教会送去诸多祝福。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外地的弟兄姐妹常常来北京寻求帮助，教会最大的需求之一就是属灵的书籍。“三自”也出版一些书，但为数不多，而且还不时有些政治色彩，例如，有“三自”的书说，“没有‘三自’，中国的基督徒就不会爱国”，等如此骇人听闻的怪论。“三自”也出版圣经，但没有太多的带注释的圣经，而海外圣经版本丰富，我们熟知的有“研读本”，“鱼版”，“火版”等等。有了这样带注释的圣经，一般人都能很好地理解圣经，许多海外弟兄姐妹将圣经随身带进中国。北京得天独厚，是许多外来基督徒的第一站，资源相对来说丰富一些。蔡弟兄是有心人，就将各种版本圣经及解经，灵修书籍收集，然后给外省市来索书的弟兄姐妹。
在社会上，早年流传一句“要吃米，找紫阳”，在家庭教会内部许多人说，“要圣经，找卓华”，在全国家庭教会内部，蔡弟兄很是有威望。但这种从海外一本本把书带进中国的办法太原始，一年运进的圣经及属灵书籍有限，大家都算了笔帐，一本圣经在海外印的成本，以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是相当大的。于是有人提议在国内自己想办法印。满街的盗版书说明，国家对翻印书籍是不太在乎的。海外人做事比较严格，有人担心，会不会有人拿了捐款印制圣经又去卖？于是蔡弟兄在圣经以及凡经他手所引的书上都印了这样几个字：“本书已经有人奉献制作，严禁收款。”不仅他本人不可能收款，其他人也不可能牟利。
几千万人的书籍需求，当然不是蔡弟兄一人所能解决的，好在神在全国各地激励了不少人来冒险印制属灵基督教书籍。
我与蔡卓华常讨论的问题是，几千万基督徒有巨大的属灵需求，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有责任去满足教会内弟兄姐妹的需要，但同时，这又是犯法的行为。而且这种罪可大可小，全凭政府官员的意思去定。现在满街的盗版书，淫秽影碟充斥每个城市，东南亚证件公司的广告贴到了每个电话亭，如果政府真把非法印刷当回事，就不会放任这些行为。但是我们的印刷品有点涉及到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一旦被发现，他所面临的惩罚可能就不是交点钱可以了的事了。
蔡卓华弟兄完全明白这其中的风险。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基督徒就面临过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有彼得、约翰等人在大庭广众前宣讲基督教，基督教在那个年代刚刚在人间兴起，许多人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宣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重罪，可判死刑，所以有人就来禁止彼得宣讲基督教，于是彼得就问官员了一个经典的问题，“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然后又慎重宣布：“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蔡卓华弟兄时刻以这句圣经的话自勉。神学上这种观点叫“神圣的不服从（holy disobedience） ”
综观历史，“神圣的不服从”是社会和教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马丁路德服从圣灵而不服从当时的教皇，推动了教会的改革；南非的曼德拉，美国的黑人金博士都是基督徒，他们以耶稣的精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就是非基督徒也是如此，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凤阳县小岗村１８位农民秘密签下一份合同，将国家土地私分了，这在当时也是要坐牢甚至要枪毙的事，但他们这一举动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我看来，社会的每个进步都是由民间自行发起的，蔡卓华弟兄愿意当这吃螃蟹的人。蔡弟兄不仅对神的国忠心，对北京教会、中国教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推动中国的进步无疑也是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
中国教会有位赞美诗作者，叫小敏，初中没有毕业，创作了上千首赞美歌曲。其中一首在家庭教会中广为人知，歌词大意是：“也许我有一天，住进监里，也许我有一天，为主而去，弟兄姐妹呀，心中不要悲伤，不要说我们有多少冤屈。主不是这样的吗？死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我死得有意义，死了我一个，后人又站起，天国的福音不会止息。”明天，也就是7月7日，北京法院将开庭审理蔡卓华和他妻子、他的同工，不管结局如何，我想他及其他三位是作好了献活祭的充分准备。
2005-7-6于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