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终生遗憾
一月十日中午得到赵牧师病危的消息，一月十一日深夜，我赶到了医院，心里多么盼望再和他“谈一谈”，像从前的无数次，哪管它一句话也好。其实离病房近在咫尺，心里好像已闯进去，但还是不情愿地听从了其他陪护人员的劝告，为避免惊扰师母的休息，只好出去觅一住处，未曾料到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安息了。在浓浓晨雾中步行至医院的四十分钟对我好像在旷野中四十年一般。非常遗憾，懊悔，难过。跪倒在他的已无声息的身边，只能说一句“牧师， I AM SORRY！”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的生父在费城安息主怀，赵牧师还亲自出席了追思礼拜， 一年之内，我失去了两位慈父，对我来说分外悲痛。
认识牧师——喜欢“谈一谈”
那是在1993年初(农历92年底)， 牧师约我在北京一餐馆吃早餐“谈一谈”，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记得我抵达的时候，他正在跟两位年轻人谈着， 他热情的招呼我坐下一起“ 谈一谈”，听起来他在谈福音并且已到冲刺关头， 我只记得他最后面对那一对年轻人笑容满面又不失严肃地问了一句话：“既然这样，你们还有啥理由不信吗？”听起来还有点东北腔。 两位年轻人面面相觑，又不知我的底细，警惕性的回应说要回去再想一想。(几年过后， 牧师告诉我， 那两位年轻人是北京一著名大学哲学教授的女儿女婿，后来都成为基督徒，在加拿大一福音派神学院读书)。 送走那两位年轻人， 赵牧师就开始跟我“谈一谈”，这一谈就开始了我们十年的交往。 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国政系读书，平时也参与组织学生团契的服事，只是感觉缺乏异象和活力，结果我们几乎是“一谈即和”。赵牧师从神学和历史的角度，谈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谈中国教会史上的得与失，谈教会的苦难与复兴(我第一次听到如此全面的述说)。最后，我也第一次听到了并且毫不费力的理解了“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的“三化”异象。那次“谈一谈”真是属灵的盛宴，它奠定了我以后事奉的方向和根基。后来，赵牧师托同工陆续带给我们“老唐”(唐崇荣牧师)的神学讲座书籍、录音带和录像带(透过同工的散发，产生了不少的“唐迷”)， 也初步塑造了我们许多同工的归正神学思想。以后他几乎每年来大陆时总是乐意与我“谈一谈”，并且让我尽量安排一些同学朋友也与他“谈一谈”。这样的“谈一谈”， 从我后来工作的单位北京市委党校的狭小宿舍到陪他至江苏远方的农村， 从大陆到香港，从洛杉矶一直到去年秋季他最后一次来费城为止。谈的对象也不同，有农民，有工人，有大学教授，有学生，有政府官员等各行各业人士。谈的内容无非有两个，对非基督徒就谈福音，这一点在我来到西敏神学院学习后，发现他活学活用了范泰尔(VAN TIL)的“迂回护教法”(INDIRECT METHOD)，就是先站在非信徒的世界观前提立场上推论，指出若前后一致的话(CONSISTENT)，必然产生自我抵消的结果(SELF DESTRUCTION);最后讲明福音真理，挑战不信的理由。(我很少听赵牧师问及非信徒诸如信吗?要不要信啊?信吧之类的话。)；对基督徒谈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挑战，邀请参与中国宣教。我想许多参与中国宣教的基督徒都可以见证与赵牧师“谈一谈”之后心灵所受到震撼的影响。在我所就读的神学院就有好几位因他挑战和帮助而来的大陆籍学生。
牧师的心胸——无争少怨，信心交托
无人否认赵牧师在当代中国宣教史上的先锋和先知性的地位和服事。当80年代大陆开放之前，在海外的教会以为中国宣教要从头开始之时， 赵牧师已带领中国与教会研究中心的同工深入到第一批家庭教会中交通、采访，并将在苦难和逼迫中仍然站立的大陆圣徒的见证介绍到海外的教会，诸如林献羔，袁相臣，赵西门，李天恩和以巴弗弟兄等。这些见证和报道以及对中国教会和社会现况的准确精密的分析和预测，成为日后几乎所有中国事工的机构和个人的激励与指南。树大招风，有关方面试图孤立赵牧师和他的服事团队。 赵牧师被污为“台湾特务、美国间谍”， 可惜的是， 这种努力还真的取得很大成功。笔者与很多从事中国事工的机构和个人的接触中发现，很多都对赵牧师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当然最后未忘加上一句“我很尊重他，但现在不方便接触”之类的虚伪之言。更可惜的是有些还是曾与赵牧师一同服事的人。难道报道中国教会的真相就是“搞政治”？ 难道与家庭教会坚定不移的站在一起就是“事工不平衡”？ 难道所谓“两条腿走路”(既支持“三自”又做点“家庭教会”)才叫中立的服事中国教会？记着我将这些愤愤不平之言说给赵牧师之后，他总是微笑着说，上帝也用他们做当做的工，只是我们(中国福音会)就认定了这条道路(服事家庭教会)。然后，他总会提到一个他自己软弱后又刚强的例子，鼓励我将那些机构和个人交在神的手中。在中英签定香港主权回归的协议书之后， 在一次香港教牧会议上，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两会”(“三自”和“基协”)主席丁光训在提出香港教会不能干预大陆教会事务的时候，突然指向坐在会议桌子对面的赵牧师，以命令的口吻说，“赵天恩，你必须先停止那个‘莫忘神州祷告会’！”赵牧师坦率的说，他回去之后真的害怕了一阵子，一个个体和一个小机构怎能顶住一个大主教呢？后来有一位牧师指出他有惧怕的灵，提出为他祷告。“那次祷告之后，我就再也不怕人为的东西了！”他有点自豪的说。
我个人没有见过赵牧师发怒过， 虽然见过他对有些原有奉献中国的承诺后又动摇的年轻同道表示出惋惜和哀伤之情。
赵牧师的乐事几桩
记得去年费城中国事工研讨会上， 虽然拖着癌症的躯体，赵牧师在台上仍然恳求神再给他15年，使他看到具有相当研究程度的中国神学院在北京的创办……
除此以外，针对中国教会的现状，他也多次提出准备将来在全国建立七所道学硕士程度的神学院(依据中国七大区域的划分)……
他在到处不断的呼吁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能献身这个异象，准备好中国禾场的开放，使福音的好处早日临到中华儿女。
赵牧师去到父神那里永远的安息了!他也实在需要休息了!按照人的年岁，他的寿数只有短短的 65岁；但那些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为了神国的荣耀，为了中国教会和中华儿女的好处， 他是怎样拼命的工作，极少的休息(不是自己不愿)。在北京，在香港，在费城，每次接待他的时候，我和太太都亲眼见证无数个深夜他房间里未熄灭的灯光。记得有一次我们请他和另一位讲员为我们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校园同工举行一个周末的密集训练，训练地点在一个餐馆的隔间(老板是基督徒)，但因另一位讲员因突然惧怕安全问题而临时取消行程，但赵牧师一个人还是上阵了。一个周末的教导又站立近20个小时，最后已挺立不住，同工们只好把他搀扶上出租车。他实在太累了!
所以也许那永远高过人的意念的天父，知道牧师的工作已经是130岁甚至195岁的年寿，所以他必须歇息了!
赵牧师是异象家和实践者，人人皆知他不擅长募款，所以他未给师母和他的同工留下多少款项，甚至连印刷追思礼拜通知卡所需用的现金“中国福音会”都无法垫支，但他和中国福音会众同工在华夏大地的角角落落所留下的脚印和血汗却是献给父上帝的无价祭物。正如使徒彼得的宣告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徒3:6)。
赵牧师虽没有留下血统的儿女，但他和师母却因神的爱养育了无数的属灵子孙，我和我的全家就是!
愿赵牧师安息！祝师母平安!
傅希秋， 蔡伯春及两位孙儿女
主后2004年1月18日于美国费城西敏神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