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基督徒能否与现代社会合拍？（传统宗教价值观、伦理观与现代社会的冲突）
由于社会不断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也历时而变。而作为领导时代潮流的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基督信仰，就难免在行动上与流行理念格格不入。比如“过不下去就离”这样的为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婚姻家庭观，对于保守的基督徒来讲就是不道德的、不应当的，至少也是应当设法避免的。多数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一想到基督徒就是中世纪欧洲穿着长袍的修道士的形象，落后、守旧、营养不良且矫情伪善。这就构成了当代基督徒（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徒）的一种独特困境：作为一个基督徒还能不能跟上时代？一位刚接受基督信仰的年轻人这样向辅导她的较为“成熟”的基督徒发出抱怨：“作基督徒真没意思，我去蹦的，就有人说，‘基督徒也来蹦的？’我去参观现代人体艺术展，就有人说，‘基督徒也来看这个？’作基督徒真难！”她的抱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知识分子信徒的尴尬处境，他们一方面不愿放弃信仰去附和一些时髦但却与圣经相背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愿与世界分离和与时代脱节，于是就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过一个“既入世，又出世”的生活（以出世的理念来过入世的生活）。但是，这一点常被保守的基要派信徒视为世俗化而大加指责。
其实很多人都曾经问过或正在问这个问题：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到底还需不需要基督教这样的“古老”宗教？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人曾发出“宗教消亡”的预言。启蒙先驱伏尔泰（卒于1778年）曾预言说，在他死后100年，基督教将不复存在。教育家杜威认为基督教关于救恩的教义乃是一种愚民的思想，而宗教则是阻挡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而且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宗教均会被淘汰。哲学家尼采直接宣称“上帝死了”，为意志薄弱的庸人凡夫所信仰的基督教在日渐理性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中已经没有了市场，意志力超群的出类拔萃之人根本就用不着什么上帝。社会学家孔德认为人类历史有三个阶段，即神学（宗教）、玄学（哲学）、科学（实证），神学的时代已经过去，实证的时代则已经到来。可以说，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西方社会理论家都认定宗教是一个日渐减弱的社会历史力量。这些西方先贤的论述再加上近代以来国内学者的阐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知识分子信徒对信仰的现实价值的信心，而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代表的主流舆论和价值导向更是使得基督徒们不得不去面对、去严肃地思考。针对这些挑战信仰的论断，一些基督徒指出，“就在伏尔泰死后五十年，日内瓦圣经公会就用他的印刷机与印刷所印行了成堆的圣经”，并认为这是历史对伏尔泰大胆预言的讽刺。还有人指出宗教在现代社会非但没有消亡，也没有减弱，反而在许多地区和领域有复兴和增强之势，证据之一就是近年来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迅猛增长，而且基督教非但没有在文革等运动中绝迹，反倒在改革以来颇有燎原之态。尽管有这些辩驳和护教之举，但对多数信徒来说，心中还是多多少少有个问号存留。
知识分子基督徒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吗？（个体性信仰与传统教会体制的冲突）
德国神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年)指出，基督教的存在形式自创立之初就有三种：大教会、小教派和神秘派。大教会往往自认是现世的上帝之国和救恩机构，表现出主动适应现世的态度，并一再表现出与国家权力相协调的趋向。小教派是以注重“重生”经验为基础的信徒小团体，看重律法轻视恩典，有强烈的脱离现世的愿望，其信徒成员多来自社会底层，坚拒基督教的文化形态，故缺乏神学建设而且排外性重。神秘派虽然也注重个人的属灵经验，却趋向于个体宗教的存在形式，有削弱建制教会形式的趋向，即使神秘派也有以个体为基础的团契，也不存在恒久和固定的建制形式，并把宗教虔敬作为文化活动的创造性动力，注重基督教的文化形态和人文科学的、反省性的神学，一般属于知识分子阶层。
如果我们将特洛尔奇的这个界定作为一种宗教社会学的分析模式，就能有效地描述当代中国大陆基督教的各种存在形式。“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会可视为大教会，它们对社会、国家及民族的态度，以及与国家权力协调的趋向，都表明了其特性。民间家庭教会，则表现为小教派的形式。而日渐形成的所谓“文化基督徒”，则趋向于神秘派形式。当代中国的神秘派已经表现出以下特征：
明显的个体宗教形式；
注重在文化知识阶层拓展基督教的文化性表述和文化的基督教性表述；
自发地趋向科学的、反思性的神学（这一点常被正统福音派教会人士指责为自由派神学和事实上的不信派）。
从总体上来看，三自教会内部虽然也并非完全一致，但却基本同质，全国上下各地教堂的神学、教义、仪式，尤其是组织体系都基本相同。民间家庭教会则呈现出纷纭繁复的特征，基本上没有统一的声音和统一的组织体系（尽管河南、浙江、山东等地已经开始有区域性的教牧组织系统，但远不及三自系统完整）。它们在教义上也各有侧重，神学派别众多。有些甚至是打着基督教旗号从国外传入的异端、邪教，如摩门教、统一教等。本土产生的异端更多、更为繁杂，如门徒会、三班仆人派、东方闪电、灵灵教、呼喊派、被立王派、新使徒教会等。
当代中国大陆的大教会多少还有保留地承认神秘派，而家庭教会则对神秘派基本持否定态度。神秘派也视某些家庭教会中的灵性表达形式和轻视理性的教义为“不可理解”。然而，实际上，知识分子信徒们到目前还远远未到形成派别的程度。他们一方面感到建制的“三自”教会不能满足灵性需求（尤其是知识上的供给和理性的思考），因而渐渐远离教堂；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又无力建立自己的小团契（精力、经济力量和经验的缺乏）。在与家庭教会的关系方面，由于其“地下性”和非法性而可能给自己舒适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威胁（体制限制和社会舆论制约），因此也不愿过多参与家庭教会，而只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松散关系。这样这些信徒或是根本不参与公开的三自教会的活动，或只是不定期地参与“家庭教会”这种更为灵活的小型聚会。笔者对北京海淀高校区内一个家庭教会的调查发现，他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每次礼拜聚会大约有20人左右，但其中只有大约6—8人是稳定地而有规律地参与，其他的多数人好几周才参加一次，因而难以进行有效的牧养和管理。1999年11月，这个教会举办感恩节聚会，本拟充其量30人到场，但一下子涌来了90多人，搞得主办者手忙脚乱。不少人平时根本就见不着面，更多的人则只是略有印象，到了这样的节日聚会才突然浮现。到该年12月举办圣诞节聚会时，主办者学了个乖，将预期到场人数翻至60人，却没想到最后来了差不多200人，更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主办者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这些人平时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简直就象从石头里冒出来一样。” 当然也有少量的知识分子基督徒认同于传统教会，而且非常积极地参与，甚至有个别人由于自己在知识和理性上的优势而逐渐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站上讲台，成为聚会的带领人或讲道人。由此看来，知识分子信徒被边缘化不仅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也是相对于传统教会。
5．基督徒应该忠于所信仰的上帝，还是其所在的世俗政权？（爱国还是爱教：忠诚的冲突）
与欧洲历史大相径庭的是，中国历史上向来是皇权高于神权，宗教的地位始终受制于政治。中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类似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官方宗教，儒家之所以在历史上受当权者所尊崇，乃是因为它仅是一种政治和人生哲学，而非宗教信仰。中国历代政府对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的基本态度和政策一直是兼容并蓄和限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而不热衷于抽象思辩的本体论探讨。可以说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西方那样的绝对宗教、绝对真理的观念和神圣意识。因此在中国，各种理论学说都可以调和，各类信仰都可以并存，以至相互渗透。中国历代王朝对待外来宗教，主要考虑的不是其教义如何，而是视其在社会中有何实际功能。只要来者不危及其统治秩序，均可接纳。宗教上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但是，兼容并蓄并不等于放任自流。中国虽然没有排斥异教的传统，却有控制和利用外来宗教（对本土宗教也是如此）的习惯。外来宗教能否在中国立足，关键在于其是否承认中国政权的尊严，是否愿意接受政府的管辖，纳入国家所设定的功能和活动范围，是否“有助王化”，即配合政权的统治。中国官方对任何一个宗教的正邪评估，政治标准始终是第一位的。
信仰绝对真理和绝对性上帝与服从世俗政权是基督教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难题，中国基督徒们也自然难逃这个两难困境：服从所信仰的上帝，还是服从所属的政权。据圣经福音书记载，这个挑战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企图用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应不应该向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皇帝凯撒纳税这个问题来抓陷害耶稣的把柄。耶稣回答说：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章15-22节）这个回答没给犹太宗教领袖留下任何把柄，但同时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三自教会引用保罗“要顺服掌权者”的说法（《罗马书》13章1-7节），打出“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口号，全国三自和基督教协会前主席丁光训主教还提出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神学”。家庭教会的主流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们不接受将“爱国”置于“爱教”之上（实际上，他们连“爱教”也不愿承认，更愿提“爱神”）。他们在同样接受保罗所说的同时，又提出彼得所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章29节）来加以平衡，换言之，他们认为在政府的忠诚要求没有与信仰核心发生直接冲突时，可以顺服政府，包括纳税、服兵役、户口管理、婚姻登记等；一旦发生冲突，就应当顺从所信仰的上帝，尽管这会违反政令。这也是为什么家庭教会屡次违背政府关于不允许在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之外进行宗教活动等禁令的原因和“圣经根据”。他们相信“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提摩太后书》4章2节）是神对他们神圣的命令和托付，而政府的禁令则与此直接相背，因此“顺从神”去传福音而“不顺从人”，就是“应当的”了。也正是为此，政府对家庭教会很不信任，多次对“非法宗教活动”（包括自封传道人的跨地区传道、向未年满18岁的公民传教、在教堂之外传教、未到政府指定地点登记的家庭聚会等）予以打击，也要求三自教会提供相应的信息和帮助。这又使得家庭教会对三自教会更加反感，指责三自不是真正的教会，而是政府的“帮凶”和“走狗”，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从而加深了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矛盾。
作为基本是无神论国度中的有神论者，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另一个独特的挑战就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要不要或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中国当前政府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因而与基督徒的信仰实在有着内在的冲突。笔者在上海一家庭教会对此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35份答卷中，有4人认为加不加入共产党无所谓，29人认为不可以，仅有2人认为可以。笔者还专门就共产党员成为基督徒后是否应该要马上退党的问题询问过不少的基督徒，普遍的回答是在没有面临必须作出党员还是基督徒的选择以前，不必主动地提出退党的要求，但一旦出现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就应该或退党或退出教会。反过来，政府方面自然也对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活动，尤其是有组织的活动，也极为关注。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件事，就给中国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处身于家庭教会的知识分子基督徒出了一道难题。从国家情感和民族情感上来讲，他们对北约这一行为表示愤慨，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但从信仰情感上讲，由于经常得到基督教较为发达的国家的支持、声援和认同，他们觉得难以撕开脸面与自己信仰上的“盟友”作公开的对抗和严厉的指责。这样，信徒内部对于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不同的应答方式和答案，有的人发表公开文章，代表基督教界谴责北约的野蛮行径；有的人则对身边的算得上是朋友的美国人表示遗憾，而疏远与他们的关系。我在北京某大学的宣传栏里见过一张放大照片，题头是“中国人，不可欺；美国佬，滚出去。”照片中最显眼的一个男青年，头扎红布，正在高喊口号。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基督徒，平常与学校里的一些外教和留学生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事实上，当时学生在美英等国驻华大使馆外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时，首先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激烈口号、并提出“不喝可乐”等抵制美国货主张的，正是与美英等国文化的感情和关系较深的北外、北二外的游行队伍，其中不少人就是基督徒。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信徒表示对这种“属世”的话题不关心而只关心那些“属天”的话题，从而保持沉默，不予评论。但他们常被人指责为没有爱国心，是冷血动物，甚至怀疑他们的政治忠诚到底归向何方。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基督徒在忠诚要求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也反映了他们在认同问题上的内在冲突。
寻找出路
面对如此分化、复杂的身份认同和选择，为了摆脱如此尴尬的困境，中国的知识分子基督徒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整合方式和立场：一是采用碎片式的整合方式，即在保留一个主要身份的前提下，采纳其他身份中的某些成分；二是采用熔合式的整合方式，即将2、3个身份混为一体，并消熔掉这些身份的显著特征；多数人则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第三种即粘着式的整合方式，即在将2、3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同时，并不丢失每个身份的显著特征。他们希望借着这种整合方式，得以既有信仰，又崇尚科学；既作中国人，又作基督徒；既坚持信仰的价值立场，又不与时代脱节；既保持“神秘派”之神学和教会归属上的自由性，又不与建制教会和家庭教会相对抗；既忠于世俗政权，又忠于上帝。
然而，这只能是他们的主观意愿而已。在实际生活处境中，各种身份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这样的整合努力并不能使他们自己心安，也未能取得社会和他人的完全理解和信任。而且，尽管文化上和伦理上的双重身份并非不可能，甚至应予以鼓励和推动，但是信仰上或教籍上的双重身份其实为强调绝对真理的几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所不容。在此，一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出路究竟在哪里？知识分子信徒们还在继续地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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