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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筵-我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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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天恩 更新时间：2006-4-14 |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十五岁蒙召传道后，跟着来就有一系列的准备行动：念高中、念大学、念神学院等。当我念神学院一年级暑期的时候，我从美国东岸开车到西岸，去一间教会作暑期实习工作。那间教会位于海边，于是我每天到海滩上去向美国的年轻人传福音。这种福音性的参与，启发了我传福音的心志，使我对领人归主、牧养等事奉更加有负担，我的心火热了起来。因为在神学院里整天念书，灵命似乎在下降，除非像中国宣道神学院那样注重灵命操练，不然，纯理性的学习只是像一般大学的学习、只是很有限的学术性研究。所以，暑期的布道事工启发了我，也发挥了我布道的恩赐。
通过这种暑期布道的参与，再加上我早年所接受的爱国教育及情操，神给了我第二个呼召：回到远东去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我在日本八年、美国六年，我的中国话都已经说不清楚了，对中国文化更一无所知，我怎么能向中国人传福音呢？所以我当时想，首先必须先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环境及文化，才能有意义地继续读神学及研究所。借着我父亲朋友的安排，我去到台湾神学院教英文，又到基督书院教希腊文、拉丁文及圣经，那是1964-65年的事。当年春节我又参加了台湾的山地布道，山地教会的需要当时也是很大的，他们没有人牧养，就如今日大陆教会的光景。当时台湾平地教会的发展也进到了一个瓶颈，六十年代的社会也正在变化中，而教牧的培训似乎是跟不上了，急需一种工人训练的突破。
透过那次来台的福音事工参与及观察，神逐渐给我看见了一个异象，这异象也是一个有负担的看见──神让我看见远东需要一所大专毕业程度的神学院。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留美学生去了美国就很少回来，而教会的菁英也多数去念理工，为事奉去念神学或文史哲的非常少，整个文化的层面几乎都被基督徒撇开了。那时我的看见，就是我们需要在远东建立一所为大专毕业生所办的神学院，在本地念书、在本地实习、在本地生根的事奉，才能把教会建立起来，也就不必一去美国就不回来了。那时候港台还没有一所专为大专毕业生而设的神学院，所以我回美国之后，就在中国神学生中传递这异象，后来就成立了「中国神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1967）。不久，吴勇长老和戴绍曾牧师在1970年也发起了一个联合神学院，定名为「中华福音神学院」，并且在当年九月开学。由于他们没有师资，于是向 「中神」刚刚成立的 「教授团」 请援，当时的董事会|就派陈济民和我来台协助戴院长；陈济民作辅导主任，我作教务主任。所以，我也参与了华神教务架构的建立。那年有二十六位大专毕业生申请入学，但我们只招收了六位正式生、两位试读生。一年之后，我又回美国宾大去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中神」则是到1975年在香港成立。由以上可见：呼召导致行动，而在行动中，神让我把异象看得更清楚；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但也必须加上我们的响应。
我们的委身乃是对三一真神呼召的一个信心的响应。这个响应的具体表现就是向神委身，或说是献身，并产生行动。很多人得到了神的呼召之后，却没有行动，一直在等候。我曾在香港遇过一个年轻人，他感受到神的呼召要献身；但是他说：「我第一先结婚，第二生孩子，第三买房子，第四储一笔钱，然后，我再去念神学。」七年之后，我又遇到了他，我问他这四件事都做完了没有，他回答说，都完成了；可是到如今他还是没有行动，没有踏上事奉的路。如果一个人说神呼召了他，却没有行动，这个呼召是很有问题的呼召。唐崇荣牧师讲道的时候，呼召几百个人出来；有多少人对这呼召产生行动呢？一个人若对神的呼召不清楚，没有去验证、没有去实践对神的诺言，又没有行动，那么若不是他的呼召是假的，再不就是他硬着心不去顺从神的呼召，其后果是可怕的。所以，有呼召就必有行动。你的行动可能不被人注意，但你这个信心的行动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
行动会改变一个人的方向，如果你是个工程师，当神的呼召临到你时，你就放下工程事务而转过来去读神学传道了。所以，委身是要有所行动的，而行动是靠信心而行的。当你踏上这条事奉的道路时，你需要进神学院装备自己，但这时你还不清楚你的禾场在哪里，还有许多其它的未知数。你说：「该怎么办呢？」问题就是：你信不信这位神真的呼召了你？如果祂真的呼召了你，那你是祂的仆人，祂会不会供应你？如果连你的生活费祂都不能供应，那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呢？
信心的行动，是要付代价的。落实异象、实现呼召，是很艰难又复杂的过程。很多人在年轻时有美好的理想、伟大的抱负，在年轻基督徒中有异象的也不少；但事实上有几个人能真正坚持到底、终生以行动委身于神所赐的呼召呢？许多人遇到困难就放弃了异象，教会里也有许多人蒙召后却未能顺服神的呼召，未能成为国度的战士，就是因为他们不肯付上行动的代价。
就我个人来讲，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发起及参与「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建立，后来，因为异象上的差异，我不得不离开中神而坚持大陆教会的研究及中国福音事工的异象。
起初，我创办中神是要为中国教会建立一所为大专毕业生而设计的神学院，其目的有三：第一，提升福音派神学教育的水平；第二，.展开护教的工作，和新派思想斗争；第三，了解中国文化背景，向众多的中国人传福音。因为从一开始我蒙召，就是要向远东的中国人传福音，而大陆是远东中国人中最大的一群，所以，1978年中国大陆开放时，我当然要把中神带到走向中国大陆传福音的道路上。可是，中神其它的同工却没有大陆福音事工的异象，他们所接纳的共同点是美国式的高等神学教育研究院，他们的专业是圣经研究；而我已进入中国研究的主修领域，又参加了许多世界性的中国研究会议。所以，我对中国宣教已投入了十年的研究和参与，我的中神异象也已经很清楚地包括了中国宣教的导向。这里说明，一个人的事奉经历可以使他的异象更清楚、更扩大，因为你是一直往前看、往前走。你的信心行动使你的事奉成为动态的事奉，你越往前走，你就看得越清楚。你若不参与信心的行动，你的异象就可能会停留在过去的看见；但当你投入行动，异象会清楚，视野会扩大。
另外一个差异是神学教育路线的问题。当初多数同工参加中神是被我对提升中国神学学术的理想所吸引，但他们却没有我研究中国教会史所得到的看见，所以对我后来所发展以宣教为导向的神学教育方针感到不易接受。因此，在1978年，当我在中神建立「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时，他们尚能同意，认为「中国教会研究中心」 是为服事中神的教学工作而设，但是他们却不能接受研究中心应为全世界的教会对中国宣教的需求而设，更不能接受研究中心展开的大陆研究及福音事工的参与。他们的看法是：神学院的老师不要外出宣教，宣教是宣教差会的事，神学院的老师没必要参与宣教性的事奉。
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因为老师参与宣教活动，对教学工作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我的理念已超越了那种西方传统的神学教育理念，我已感觉到实际传道乃神学教育中不可少的成分。因理念的分歧，后来我们只好分开；他们在传统的神学教育中继续服事，1980年我带着「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离开了中神，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做大陆研究及福音工作，不过我仍然在中神教中国教会史（1978-1988）。这段历史也说明：行动使我们对异象看得越来愈越清楚，并且行动使异象扩大，增加呼召感，肯定呼召感；然而，为了忠于异象，也付上了相当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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