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百年来中国教会史的细节，而是考察一下历史的几个关键时刻。我将过去这一百年划分为八个关键阶段，探讨神在中国历史中所做的摧毁工作，以及在祂的子民、祂的教会中所做的属灵重建工作。
一、帝制的崩溃——中国教会的诞生 (1900-1919)
戊戌变法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庚子拳乱、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及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溃，建立民国政权，这是满清帝国崩溃的时期。义和团战败之后，中国人的观念开始重大的转变，从原先的排外，到开放、甚至倾向崇洋；而对西方开放之际，也连带地对基督教采取开放的态度。
实施民主政权的中国，使得政教关系改变。这个政教关系的变化，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传统政权是以政治挂帅，举凡人民的思想、宗教，都要在政治的管辖之下，在此意识形态之下，顺服政权的儒家体制被奉为官方正统，宗教方面，不在政府控制下的民间宗教都被称为邪教，成为打击的对象。后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是延续或者说恢复了帝制时代的「政权」管理「宗教」的路线。但当时在辛亥革命之后，这种体制曾经暂时中止，政教分离了一段短暂的黄金时期，「政权」不再管理「宗教」，官方不再主导人民的思想路线，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意识形态，信教、传教也有相当的自由。
当时的民族独立运动影响了中国教会，使之产生教会自立运动，从1906年开始，这个运动促成在上海、浙江、河南等地发展了许多自立教会，后改名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到1949年左右至少建立了四百间自立教会。今日家庭教会在浙江、河南两省非常兴旺，原因之一就是自立会的背景及其影响。
帝制崩溃的前后廿年间（1900-1920），可说是中国宣教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890年代基督教堂会才五百多间，布道所九百多间，辛亥革命之后，会堂增加到三千多间，布道所增至六千多间；以基督徒人口数来看，从1890年三万余人增长到1920年的卅六万余人；若以传道人增加比例来看，中国男、女传道人数从1890年的一千多人增至1920年的一万多人。
十九世纪教会的建立是以西方差会为主，在经济、人力、思想等，皆倚仗西方差会，百分之八十八点五的传道人薪资是由西差会供给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日后大陆一旦开放，外来组织、经济、人才等，也可能取代目前家庭教会所建立的教会组织，届时连三自会也难自保。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对本地教会的自主权抱持什么态度呢？如何尊重本地教会的自主权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瓦解——非基运动的压力与基督教本色化问题的探索 (1919-1927)
第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国共分裂的时期，这是中国思想最受冲击的阶段，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享有高度自由的精华时期；可惜只有短短地不到十年的时间，如果研究中国思想史，会发现这段期间思想作品的丰富，是很值得研究的。五四运动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革命，儒家价值观被西方启蒙时代所兴起的唯理性主义所取代。
五四」健将强调的是科学与民主，他们接受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思潮，却拒绝接受西方文化的内在精华——超自然的基督教。士大夫改头换面接受西方知识之后，仍以儒家的理性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的理性主义；一方面拒绝中国旧有传统制度，另一方面从理性科学角度拒绝基督教。1920-21年的「宗教大辩论」即可以呈现这种拒绝宗教的现象，当然知识分子对宗教的看法是：「新世纪不需要宗教，新中国不需要宗教。」于是把宗教踢出学府。如果你有机会参观德、法等欧洲任何大学，你会发现第一个学院就是神学院，在日本、韩国的大学里也有神学院，唯独中国大学中没有神学院（包括台湾）。1925年后，国共合作期间，即将宗教、神学从知识界的领域驱逐出去。这是五四带来很严重的错误。
从1919到1989年整整七十年间，中国把自已关在纯理性的牢笼里，从科学、理性角度否定基督教；二○年代起，又从马列主义的角度否定基督教，指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文化侵略等等，其后果是产生无神论、唯理性的价值观，影响至今。今天中国的青年人所接受的就是受那时影响的人所制定的唯物论、进化论、无神论的教育体制。八十年后，不良的影响已经逐渐呈现。当一个国家把上帝置之度外的时候，对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的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
三、国共分裂——中国教会的重建(1927-1937)
第三阶段是从国共分裂之后到对日抗战之间。当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在国民党统辖区内停止了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运动之后的教会非常沮丧，当时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为了重振教会，展开了五年灵命复兴运动，目的是倍加人数与灵命更新。同时上帝也兴起了一些中国本土的布道家、奋兴家，如：计志文、宋尚节、倪柝声、赵世光、王明道等，皆是当时的游行布道者，他们的属灵影响使得中国教会在中日战争期间，得到一些属灵的供应来面对当时的困境。计志文、赵世光是布道家，宋尚节、王明道是奋兴家，宋不但在中国事奉，也去南洋布道、奋兴。加上倪柝声强调追求灵命，王明道强调生活见证。这些属灵的牧者为福音派累积了属灵复兴的基础，使受苦的教会可以抵制环境带来的创伤，经得起战乱的苦难。各大宗派的教会也成立了跨国宗派教会，如中华圣公会、中华卫理会、中华浸信会等。
四、外患内战——中国教会在苦难中的成长 (1937-1949)
八年对日抗战之后，接着四年的内战，是中国外患内战的时期，教会经历了相当大的苦难，很多人逃亡西部，随着国民政府迁移四川重庆、昆明等地。大多数的西方宣教士，特别是美籍宣教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得不离开中国，因此中国教会不仅在经济上匮乏，同时也失去成熟宣教士的带领。这段时间外来资援都停顿了，中国教会不得不仰望神，负起牧养及传福音的重任，他们虽然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但总体来说，战争期间中国信徒人数并未下降：1932年有四十八万信徒，抗战前夕（1936）有五十六万人，十三年之后（1949），又从五十六万增加到八十三万。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些数字时，印象非常深刻，感受到外在的苦难并没有使教会停止发展，虽然外来经援中断、宣教士离开、礼拜堂被炸毁，但信徒的人数却没有减少
五、无神论政权的兴起——有形教会的摧毁 (1949-1966)
神允许蒋介石失败、毛泽东成功，允许中国建立无神论、极权政府，以马列为意识型态，以无神论抵制有神论；这不是说神支持这些理论与政权，而是神允许这个历史的发展有祂的美意。当时虽然还看不见神的美意，但五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时，我们才看见神对中国教会的心意。
1950年7月，支持新政府的吴耀宗等领袖发动「三自革新运动」，并发表「爱国宣言」，这个文件在1951年7月28日公布后，要求所有传道、信徒签署，以表「爱国」，不然则被列为「反动」。接着1951年5月又在北京召开「控诉大会」，即控诉一切反对过共产党的宣教士、中国牧师，或是与蒋介石政府有关系者，都被列入打击对象。教会的领导都要学会控诉，控诉与他们共事卅多年的老同工。至于天主教方面， 1951年在成都也召开控诉大会，一位神父被要求控诉他的主教，这位神父经过彻夜的祷告后，次日在控诉大会上说：「各位父老，你们要我控诉我的主教，我做不到。今天你们要我控诉主教，明天可能会要我控诉教宗，后天就要我控诉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只有一个身体、一个灵魂，我将身体献给国家，我将灵魂献给主。」天主教中有能讲这般话的神父，基督教中还找不到说得出这种话的人！只有少数如王明道、林献羔等人，在压力下不妥协，但绝大多数在压力与恐惧下降服了。
运动过后，上海原有二百多间教会，合并变成八间；北京则从六十六间教会变成四间，东西南北城各一间。就这样有形的宗派教会和本色教会都被摧毁了。
1958年后，多数信徒在家里聚会，大城市虽有些三自「窗口」教会，但没什么信息可听，所以信徒不愿前往。当时信徒所面临的问题是礼拜堂被占据了，牧师被下放了，教士被赶走了，津贴没了，神学院停办了，基督教出版社被迫关门了，一切外在的资助全没了，还怎能继续传道、过教会生活呢？于是很多人离开教会，也有人在工作单位的压力下不敢信了。但仍有一部分基督徒在家里聚会，彼此鼓励，他们发现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就有圣灵在心中，就有恩赐可以发挥，就可以彼此服事，就有属灵团契，就可以带人信主；同时也发现，没有外在的经济资助、没有有形的教会组织，没有教堂硬件，本为基督身体的教会仍然可以存在，圣工仍然可以进行。现在家庭教会好象什么都没有，但发展却很快；海外教会好象什么都不缺，却发展得很慢。
六、文革十年的苦难——中国教会的转化 (1966-1976)
文革十年带给全中国百姓极大苦难，基督徒们也遭到极大的逼迫，甚至受到是否要「否认主」的逼迫。有一个青年，在文革时期被活埋至颈部，红卫兵拿枪抵住他，问他：「你还信不信？你若说不信，我就把你挖出来；若再说信，就用子弹叫你脑袋开花！」青年人却说：「耶稣为我死，我为祂活，怎能不信呢？」红卫兵被他的信心吓一跳，就把他从土里挖出来，放他走了。
基督徒受歧视、被拒绝，被批斗、下放、坐监、为世界所恨，甚至他们的孩子在上学途中遭人吐口水、受凌辱，但这些经历却改变了中国教会。若说五○年代是教会组织的摧毁，六○年代则可说是属灵观的操练，信徒灵命的重建，这不是人所能成就的！谁也不想经历这些苦难，是神准许大环境的逼迫，让人经历苦难的洗礼。坚定信仰的人，经过神的改造，成为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督徒；放弃信仰的人，他们走回「世界」去。今天中国兴起的家庭教会，就是这批坚守信仰的人，他们经历神话语的真实，起来传福音，领人信主，开始明白与主同死、同复活的意义，开始经历圣灵的安慰与能力，中国信徒如此经历了生命的转化和改变。从苦难的坩锅里兴起了一批新的传道人，建立了一大群新的神国子民，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教会。
七、改革开放、信仰危机——新兴教会的发展 (1976-1989)
1976年，周、毛、朱相继逝世，使中国进入新的时代。1976-79三年间是华国锋时代，所谓「你办事，我放心！」仍是毛泽东革命的延伸，所以严格说来，文革时期应该加上这三年。1978年12月，十一大三中全之后，1979年才真正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79-8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1989-99年是第二个十年，这廿年来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带给中国社会相当大的变化。
中国从毛泽东的意识型态革命，转变为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邓提倡「社会主义初阶论」，认为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在这过程中，中央计划经济制度逐渐崩溃，采行市场经济，实际上骨子里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中国恢复「人民有信教的自由」的政策，使信徒可以在已登记的三自教会公开崇拜，家庭教会从隐藏的地位浮现台上，虽仍受逼迫，却将福音传遍了中国。
1982年中共中央颁布「十幝号文件」（宗教政策），次年在「严厉打击犯罪运动」中向基督教界展开大逼迫，公安各地抓人，信徒四处逃窜，从河南逃往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地，福音就像野火燎原般传开了，轰轰烈烈，神迹奇事也追随他们。正在开荒布道的时期，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神在八○年代借着外在开放的环境，内在人们心灵的需要，信徒的火热，展开了教会复兴和开荒布道的福音工作。1979-89年，也可以说是开荒布道的十年，虽遭逼迫、压力，福音仍不断拓展，另一方面三自会也在1979年兴起，对外开放而逐渐发展。
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瓦解——中国教会的扩展 (1989-1999)
1989到199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因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使得当代知识分子对福音开放。中国民主运动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到1978-79年西单民主墙，到1986年的合肥学潮，到1989年的六四民运，中国知识分子力求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寻求民主改革，其中包括许多高干子弟。但「六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对体制内的改革抱持幻想，他们走个人主义的道路，留洋的、赚钱的、寻求肉体金钱享受，几乎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胸怀，因为他们灰心失望，觉得无能为力，这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文化自孔子之后，形成人文伦理与自我体现为主的文化根本。从「五四」（1919）到「六四」（1989）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是靠自己的理性来创造文化、创造理想的新世界，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六四」之后，知识分子承认了「理性的局限性」，开始思考上帝存在的问题，所以「六四」之后知识分子在国内、海外信主的很多，不再提「反宗教、反帝国主义」，转而思考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有何贡献？基督教在西方民主、自由、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在北京遇到一位教授，他说，1985年全中国只有北大、南京大学开设基督教相关课程，现在已有二百六十多所大学开设关于基督教研究的课程。虽然大学里还没有正式的基督教神学系所，但有很多文史哲老师们在研究基督教。今年夏天我在洛杉矶参加第四届「基督教与中国学术会议」，一位在教伦理学的教授公开地说：「我们的革命伦理现在使不上劲儿，若要实行真正有效的伦理，我们要考虑基督教！」他还不是信徒，是个对基督教有兴趣的知识分子，正在考虑中国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可能性。他们代表一个重要关键性的转变，说明今天知识分子的心灵向福音敞开了大门。
1989年后的十年可说是第二个福音黄金时期，无论在城市、农村，福音快速地传开。现在中国教会已从开荒布道进入牧养阶段，「工人训练」是最需要的，中国教会普遍呈现「羊在找牧人」的现象。
上帝在廿世纪对中国与教会作了惊天动地的摧毁工作，目的是要使祂的天国降临在中华大地，建立合祂心意的教会。过去廿年，神已经开始兴建祂的教会。在廿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教会仍有很多很大的挑战，有组织的教会就面临政治登记的压力，不登记就被视为「邪教」，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教会内又有「异端」的搅扰，如「东方闪电」等等。罚款造成家庭教会经济的压力，教会中训练有素的人才严重缺乏……，但福音事工仍不断发展。
我有一个心愿，2007年能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基督教来华二百周年纪念，我希望那时能在中国创办一所适合大专毕业生就读的神学院，能为各地区、各省的神学院训练师资。你愿投入这个伟大的属灵工程吗？
（注：本文详见《中国与福音双月刊》2000年35期，本刊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