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两省交界的一个乡村，到北京要坐十二小时左右的火车。今年刚得一个小孩，现在已有半岁，妻子和孩子在家跟父母一起生活。
　　从小在父母那里接受的是崇拜祖先，相信祖先必保佑我们。进到学校以后，从小学到高中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但祖先崇拜仍在我心中有一席空间。1990年，我14岁的那个春天，一向拜祖先的爷爷悔改相信耶稣了。在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到过有关耶稣的信仰。每次他们聚会，我都存着好奇的心去听歌，有时他们让我读圣经。大概过了一年我才决定相信，一方面出于爷爷的改变和病得医治，更重要的出于耶稣的拣选，我也没有问为什么就像接受1+1=2一样的自然和简单。接受主以后，我的父母也渐渐摆脱了祖先崇拜，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相信，遇到困难时也请我和爷爷向神祷告。那时信心也很大，只要有查经培训，我就偷偷离开学校跑去参加。94年时教会很复兴，很多年轻人都奉献自己，我也决定放弃学习奉献给主。父母苦苦相劝，见我执意要奉献，只是很伤心，并没有说什么。我参加教会的短训（一次只有两三天，那时没有正规的训练），然后跟一些年长的同工配搭，学习事奉。
　　97年我被差派到甘肃一沙漠地区去，一边传，一边牧养教会。那里的人心就像沙漠一样的干涸，严重缺水，他们更缺生命的活水。想洗一次澡都不容易，但神带领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两年，也祝福我们在那里的事奉。在服事中我也感到自己的缺乏，渴望能有机会去学习圣经。在99年春，神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云南昆明参加一个由海外弟兄姐妹开办的短训班。来到这里很蒙祝福，从老师的教导及言行学到很多未学过的功课，更重要的是听到向少数民族宣教的呼吁。我好像找到了自己服事的位置，立志要在少数民族事奉，期盼有一天所有民族的同胞都来敬拜神。特别是讲到我们欠少数民族的双重债时，我更是立志要效法那些不辞千辛万苦远涉重洋地来到中国少数民族的西方宣教士，培训了四个多月后，我们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被差到贵州的水族。
　　这是一个很贫穷的民族，有40多万人口，连县城都在大山里面。人们思想极其落后，交通闭塞，大多数水寨连学校都没有。曾教导我们的牧者多次实地考察，认为教育很重要。于是很多海外弟兄姐妹献爱心，在水族一个特穷的山村建立了一所学校，并有助学金，我们也以教师的身份住了进去。在与村民的长期接触中，我们深感这个民族背后的黑暗。魔鬼弄瞎了他们的心眼，愿花钱拜偶像，却不愿花钱给孩子上学，每天醉酒却不愿改变他们贫穷的光景。好在我们所在村庄不到一年就实现了四通——思想通、公路通、电通、电话通。在那里生活很艰苦，有时没菜吃，就去挖苦菜，吃当地的酸菜。开始很难吃，有时也很灰心，但想起主在世的生活也是极度艰苦——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便有力量克服了，现在还惦记贵州的酸菜呢。我们白天教课，晚上走访。开始有些病人愿意相信，神迹奇事也伴随着我们，有一患病二十多年不能起床的人被神医治了，消息一下子传到邻村，因此每周六都有人来请我们去讲福音。很快教会建立起来了，有60多人受洗，甚至为我们作翻译的一位老师都悔改并愿意放弃工作参加培训和服事（他现在在少数民族服侍，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两年后，由于当地政府的强烈干预，我们被迫离开，我也以非法传教的罪名被抓。我相信这是神对我的另外一种训练方式。他们也没有判我，五个月中对我前后进行十七八次的审讯。我也看到神的同在。毫无畏惧，在监狱里也没有被犯人打（新犯人被打似乎是每所监狱的规矩），这已是很大的恩典，最后他们又没有任何理由地把我释放了。唯一的理由是他们想过一个安心的元旦（最后两个月被监视居住的）。我没想到这次坐监竟有如此多的恩典，监狱里有好几个犯人悔改，我的父母也因我坐监完全相信。出狱后不久，我便结婚了（我们的爱情经过考验更加深厚）。真是患难中有恩典，苦难中有祝福。
　　婚后，我们夫妻一起在少数民族服事，探访少数民族的宣教士。去年妻子怀孕在家，我也休息，等候了好几个月。今年神又呼召我到北京的一所学校辅导一些年轻立志奉献的弟兄姐妹，有些是以前在少数民族中所结的果子。我发现教导和宣教一样的重要，在这里可培养、呼吁更多的弟兄姐妹去宣教。